一个42岁女人的试管婴儿之路：4年13次手术，一边努力一边失败｜钛媒体影像《

“如果现在要我用所有的一切去换一个孩子，我愿意换。”

42岁的张梦薇，现在只想要一个孩子，她已经努力了4年。为了怀孕，她和丈夫保持着健康且自律的生活：每天至少跑步5公里、锻炼90分钟；不熬夜、不吃外卖，为了吃得放心，夫妻俩还在北京北郊租种了一块“有机蔬菜地”。

这个一度被医生判定“永远不可能有自己孩子”的女人，2019年开始尝试“试管婴儿”：她4年做了13次手术，经历了4次生化妊娠（流产）和一次胎停，取了5次卵、试管移植了3次，3次移植全部失败，而她甚至无法知晓失败的原因。

她出身贫寒，人生一路开挂，笃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到”，但在“试管”这件事上，她无论怎么努力，好像都只是徒劳。

钛媒体影像《在线》第124期用20分钟的纪录片和这篇长文，记录了张梦薇的“试管之路”。

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4000万对夫妻面临生育问题，他们之中很多家庭选择“试管婴儿”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女性迈出的每一步往往都很沉重，她们都像张梦薇一样，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微记录：一个女人的试管之路）

张梦薇1980年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穷”是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

蒙古高原零下40度的寒冬，家里房子的内墙上能结出10公分厚的冰霜，张梦薇对冬天的印象就是母亲用铲子从墙上铲冰。

5个孩子，张梦薇是最小的，7口人过得紧巴巴的，“吃的东西总是不够，只有土豆，没有面”。

高中毕业，张梦薇考上了一所985大学；2008年，她28岁，研究生毕业，开始“北漂”；2012年，她32岁，在北京落户，和男友结婚，买房安家；2015年，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个时候要改变命运，离开那个小地方，只有通过考试，不断地努力朝前走”。开挂的人生，让她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我必须得努力，然后就能实现目标。”

直到她发现，无论怎么努力，自己总是要不上孩子。

2022年6月，北京，张梦薇在公司办公室。

2018年，张梦薇38岁，她去北京一家妇产医院做孕前检查，医生看到她的身体指标检查结果后对她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听到这句话，张梦薇“整个人都懵了”。7月的北京很热，但走在回家路上，她“整个人都是冰冷的”，她觉得人生都变得灰暗了，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之后，张梦薇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各种中医调理，做了宫腹腔镜和输卵管疏通手术。

2019年，张梦薇4次自然怀孕，但全部生化妊娠（早期自然流产）：走得最远的一次，怀了3个月后胎停，检查结果显示“胚胎染色体异常”。

考虑到年龄和时间的“紧迫性”，在医生的建议下，张梦薇开始做“试管婴儿”治疗。

“试管婴儿”是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一种，简单来说，就是取出卵子和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在体外培养发育成3-5天的胚胎，再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直至分娩。一般来说，做一次试管婴儿的周期在2-3个月。

自然状态下，女性的卵巢每个月排一颗成熟卵子，但“试管婴儿”技术通过取卵前的“控制性促排卵”治疗，每个月可以从卵巢促排出几个甚至几十个成熟的卵子进行胚胎培育，这提高了怀孕的成功率。

2019年11月，39岁的张梦薇第一次做了“试管婴儿”，医生从她体内取出13颗卵子，配成了8个受精卵，最后形成了2个胚胎，但移植没有成功——胚胎没有顺利着床。

张梦薇认为，手术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有提早对身体进行很好的调理。

从那次后，她和丈夫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调理，两人过上了自律的生活：每晚11点前必须睡觉；每天至少运动90分钟、跑步5公里、跳绳3000个；每周做2次针灸理疗；不吃外卖，戒掉蛋糕和咖啡，吃保健品。

为了吃到“没有农药残留”的蔬菜，夫妻俩还在京郊租了3块菜地，每个月定期去打理和采摘。

2022年6月18日，北京，夫妻俩在租种的菜地里采摘蔬菜。

一边是对身体进行调理，一边是不得不面对的各种生理痛苦。

每次取卵手术前，她要打10～15天促排针，最多一共要打30针，“往肚子上打，打的都是激素，肚子都被打成了筛子”，为了省去跑医院的时间，这些针大都是张梦薇自己给自己打。

对张梦薇来说，生理上最痛苦的环节就是取卵手术。

手术开始，医生用35厘米长的手术针头穿过阴道穹窿扎进卵巢取卵。因为选择不打麻药，张梦薇能清楚地感受穿刺带来的疼痛：“像一个巨大的钻头在搅动着肚子，除了搅动肚子，还能顶到肺，然后就觉得呼吸不了。”

手术中，张梦薇只能强忍着痛苦，因为大口呼吸和大声叫喊，会影响B超的清晰度。

如果遇到卵子位置异常，取卵手术也会变得更痛苦。

“有时候取下来的并不是只有卵泡，还带着各种体液，医生会在人体内对取出物进行反复冲刷，确认是不是有卵黄，有些医生给冲刷两三遍，有些医生可能比较耐心给冲刷七八遍，在冲刷的过程中就非常疼。”

如果一切顺利，取卵手术10分钟就能结束，但有时也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我一个朋友，取卵过程中医生用针扎穿了卵巢血管，导致大出血，流了一地血。

取卵次数过多可能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副作用。北京海军总医院辅助生殖中心主任医师王蔼明告诉钛媒体影像《在线》，取卵打的大量激素可能会过度刺激卵巢，从而产生腹水、胸水甚至卵巢囊肿，也可能造成突发血栓。

张梦薇做试管的朋友里，有人做完之后得了乳腺癌；张梦薇自己也曾经在做试管的期间检出子宫肌瘤，她怀疑这些都和做试管长期注射激素有关。

“其实生理上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没问题，就是忍一下呗，出血就出血呗，打针就打针呗，能行，没事，都是40多岁的人了，但是唯独心理上的煎熬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难过的。”她说。

张梦薇2019年生化了4次，2020年胎停了1次；截止到2022年7月，她一共取了5次卵，移植了3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十二三次。

她人生42年所有的手术，都是为了怀孕。

努力几次，她就失败几次，甚至她无法真正弄清楚失败的原因：一颗卵子是否受精，受精后是否分裂，受精卵是否到达子宫腔，是否能够着床，每走一步都有失败的可能性。

“我很希望有一个人告诉我，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有一个孩子，如果真的有，我就毫不犹豫，假如说没有，我就不折腾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告诉我，老天也不会告诉我”。

相比同龄人，张梦薇的排卵数量要高一些，但卵子质量却“没有那么好”。她觉得，老天这是打她一下又给她一个甜枣，给她希望又给她绝望。

“绝望”和“希望”交织出的命运之网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张梦薇牢牢困住：是花费精力和金钱彻底往下走，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到终点，还是“及时止损”开启另一种生活？这是最让她困惑和焦虑的地方。

从备孕到做试管，张梦薇已经花费了30多万元，辅助生殖项目没有纳入医保，这样的“沉没成本”，也让她不甘心半途而废。

“我不甘心，这么多年一直在准备一件事，我希望有一个结果。”张梦薇给自己的期限是2022年，她希望年内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

“但其实人的底线会不断地被突破的，我去年其实就这么想的，结果今年又要给自己一年时间。”

2022年7月2日，北京，张梦薇在医院。

最开始，她认为试管是一个捷径，能一劳永逸地改变人生。后来，她发现“试管只是锦上添花”：“只能推你一把，提高一下效率，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年龄大了，精卵质量不好，想着借试管来实现有孩子的梦想，我觉得那很难”。

张梦薇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己做试管的经历，评论区常常“骂声一片”：这么老了还争什么？又老又丑怎么看起来？你有50岁吗？看起来脸都下垂了！还在做试管！你别生了，你现在都40多岁了，你生下来了，你儿子或者女儿20多岁的时候，你都60多岁了，你这不是给他添堵吗？

张梦薇笑着对钛媒体影像《在线》读出这些留言，她说，这些留言让她感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这个曾经对“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情”不屑一顾、认为“年龄不是人生限制”的人，已经深深感觉到，年龄是自己和期待中的孩子之间，无法跨越的一道障碍。

北京海军总医院辅助生殖中心主任医师王蔼明告诉钛媒体影像《在线》，目前医学上将“高龄”定义为35岁以上，因为女性35岁之后，卵巢功能下降得非常快，卵巢质量与生育紧密相关且无法逆转，“我们统计40岁以上的胚胎异常率就达到90%”。

王蔼明在临床实践中也发现，做试管的成功率和年龄呈负相关：30岁以下一次移植的成功率能达到50%；35岁到38岁成功率在40%；38岁到42岁就降到20%左右；超过42岁以上，成功率就只有百分之十几。

据统计，世界上已经有超过800万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中国每年约有30万试管宝宝诞生。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中国经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只有536家，其中90%集中在公立医院。

“在中国，有辅助生殖牌照的医院不多，这导致现在仅有的这几家医院人员爆满，人员爆满后，医生就不可能非常仔细地、个体化地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张梦薇说，自己做了几次取卵和移植，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有时间坐下来跟她梳理原因总结经验，“我只能不断试错”。

做试管已经让张梦薇形成了“惯性”：不断地跑医院，跑不同的医院，仿佛一周、一个月没有去几家医院，“生活就缺一块什么似的”。她形容，自己每个月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院的路上。

之所以跑不同的医院，是因为自己的医生在不同的医院坐诊，也因为她接受治疗的医院无法集中所有她需要去的科室。

通常来讲，做试管第一步是疾病筛查，筛选过程大约需要半个月，如果一切正常，就可以进入试管婴儿的治疗周期。

进入周期后，张梦薇每个月平均有一周时间在医院：除了取卵和移植，就是抽血、B超、打针吃药。

去医院的当天，她要在早上6点起床，6点半出门，7点半到医院开始抽血，之后就开始排队等B超，大概10点做上B超，11点抽血结果出来，拿着B超和血液检查结果给医生看，医生给出用药建议。

诊室外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如果能在12点前进诊室就算很幸运，这样她能赶在交费窗口中午下班前把费交完，然后顺利取药，再到注射室让护士打针。

如果上午病人比较多，12点之前不能把费交上的话，就要等到下午两点半交费窗口上班接着交费、拿药、打针。

理想的状态下，她能在12点半看完，2点前回到公司，下午继续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

身边一些做试管的朋友，选择辞掉工作全职做试管，还有人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了下来。

张梦薇努力地平衡着做试管和工作。早上去医院，她常常一手提着电脑包，一手拿着午餐和装着药的冰袋，“3个包加起来有20多斤”。

在医院就诊时，她提着袋子，一趟趟地在门诊、收费处、药房、治疗室之间飞奔。

2022年6月24日，北京，张梦薇在医院候诊厅共工作。

等B超和等化验结果的间隙，她就打开电脑工作；如果中午之前没看完，她就在医院吃午餐；中午到时间要打针就自己在医院厕所给自己打。

张梦薇经营着自己创立的舆情分析公司，她不想也不敢放弃这份事业。疫情使得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增长，这让她感到更加紧迫。

“我40多岁了，没在国企、也不是公务员，未来有养老问题和房贷问题都要解决，未来经济上有很大的压力。”她还考虑，如果自己怀上孩子，孩子出生后的各种花销也是很大的支出，“上学问题、学区房问题，各种问题都要解决”。

“即便我今年怀上了，我孩子30岁的时候，我都70多岁了，他要跑要跳的我能不能跟上都是个问题，我不敢往后想，只能把眼前的事情做掉。”

张梦薇的丈夫宫政也经营着一家自己的公司。2012年两人结婚时，张梦薇32岁，宫政36岁。刚结婚，两人对孩子都谈不上多喜欢，都想把更多精力放在事业上，所以把生孩子这件事一直往后推，直到结婚第6年，生孩子这件事才被提上日程。

宫政一直记得第一次走进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看到的情形：女人在诊室门口排队、做检查，在楼层间穿梭，陪同的丈夫大一脸茫然，或者在走廊的椅子上低头玩手机。

刚开始，宫政也很茫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也是生理上决定的”，他对钛媒体影像《在线》说，在整个做试管的过程中，男人只要检查一下精子状况，提供精子，很多男人会认为怀孕是女性的事。

刚开始，张梦薇抱怨丈夫无法和自己共情，抱怨自己既要挣钱养家还要努力生孩子，抱怨所有的罪都要女人承受，所有的针都是打在女人身上，两人经常因为各种小事吵架。

2022年6月9日，北京，张梦薇和丈夫在小区锻炼身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梦薇渐渐发现了丈夫的“成长”。

为了提高精子质量，宫政从最开始80公斤开始减肥，减到67公斤，高血脂、脂肪肝全都消失了。现在，丈夫每天给她做一日三餐，陪她锻炼身体，还负责记录她的各种生理数据、治疗数据等重要信息。

因为试管这件事，张梦薇和丈夫的关系也更进一步。

“以前感觉虽然结婚了，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没有组成一个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共同‘御敌’，共同来做这件事情，成了真正的‘战友’。”

7月3日，是这两位“战友”携手面对张梦薇第3次移植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早早起了床。宫政准备完早餐，开始装点要带到医院的证件和药品。从前一天晚上，张梦薇就开始纠结要穿哪一件衣服去医院，最后她选了一件红色条纹的上衣，希望红色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这是一个周日，医院比往常安静许多，但辅助生殖中心的门口仍然人头攒动。

张梦薇的移植手术被安排在了上午最后一个。换上病号服，张梦薇从手袋里掏出一颗棒棒糖拿在手里，躺上了手术台。做试管的女性中间流传着一个说法，移植时只要带着棒棒糖，宝宝就能跟着回家。

手术开始，医生将医生将一根细细的导管深入到宫颈口，确定好位置后，注入提前解冻的胚胎液体。

一分钟后，移植结束，医生指着B超画面中的一个小亮点对张梦薇说：这就是你的胚胎。

张梦薇看着那个小亮点，攥紧了棒棒糖。

张梦薇和她的幸运棒棒糖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受孕，从移植到胚胎着床，还需要7天左右。

移植第2天，为了增加着床的概率，她要注射防止宫缩的药物，还要检测血值，用药物保证各项指标处在最佳水平；移植第5天，她用验孕试纸测出了两道杠，她怀孕了。

“就算临床妊娠，仍然有20～30%的可能性会流产。”医生告诉她。

7月11日，移植的第8天，张梦薇独自一人去医院“开奖”。抽血结果显示，胚胎没有着床迹象，她的第3次移植宣告失败。

张梦薇说，她“无数次”推演过一个问题：“如果回到5年前甚至10年前，自己会选择生孩子吗?”

“那时候年轻，有很多机会，觉得世界都是我们的，来北漂要买房、要工作、要户口、要出人头地，如果拿这些跟一个孩子来换，我今天可以换，但是10年前我未必能换。”

从医院回到家，张梦薇换上运动服，下楼跑了7公里，她计划接下来的8月继续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