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生，中年人试管生

怀孕这件事，有些人闪转腾挪却意外收获，有些人千辛万苦但不可得。

作为一个漫长的流程，它从来不止新生命降临的那份喜悦，至少对于37岁的姜倩不是。

因输卵管堵塞的原因，姜倩结婚七年未孕，与丈夫几番商议后决定尝试试管婴儿。但她的试管之路并不顺利，三次配胎都无疾而终。“试管失败了三次，我身体和精神上都被折磨得够呛，休了半年多没法工作。”

输卵管堵塞医疗插画

调养身体、激素促卵、大量取卵、身体恢复，反复重复着每一个艰难的环节，前前后后试了三年，花了四十多万元，才最终怀上了孩子。

“直到看到‘2条杠’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姜倩告诉南风窗记者。

像姜倩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少见。根据2019年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

也就是说，每八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有不孕不育问题。

规模如此庞大的痛点和需求，自然而然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产业——辅助生殖。辅助生殖在中国是一个门槛极高的行业，医院想要开展辅助生殖业务，既需要申请专项牌照，也需要较多资金投入去购买设备。而眼下行业的开放性有限，现有的牌照就成为了稀缺资源。

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使得行业成了卖方市场。加上繁衍后代在人类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刚需下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很低。高龄产妇的时间红线下，拿定主意的夫妇“砸锅卖铁”也要生孩子。

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当下，随着技术升级带来治愈率上升，以及患者体验和公众认知接受度提升，在人口大国的中国，辅助生殖的赛道上极有可能会孕育一批头部玩家。

但对词汇熟悉，并不代表对于病情本身熟悉，尤其是那些把怀孕当风险，专注日常避孕的健康人群们。

医学上来说，不孕不育症是指在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规律性生活尝试怀孕超过12个月后未能实现妊娠。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不孕不育症将被列入21世纪人类三大疾病之一，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

从性别上来看，不孕不育症的发生，一半来自男方，三成来自女方，一成来自男女双方。

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国男性的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亿个下降到了2012年的2000万个，下降了80%。

而女性更多的是因为晚育造成的内分泌失调以及人工流产导致的合并炎症和子宫内膜的损害。继发性不孕不育患者中88.2%有人工流产史，重复流产4次导致不孕的概率高达92%。

治疗不孕不育症，主流方法有三类。一类是常规药物治疗，促排卵或者中药调理。一类是手术治疗，主要针对的是男女的器质性异常。如果前两种都没有效果，一般就会选择“最终武器”辅助生殖。

辅助生殖中妊娠率最高的试管婴儿技术，技术进化到第四代，但市面上主流还是一二三代。除此之外还有人工授精和配子移植的方式，但效果不如试管婴儿。

“你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试管婴儿，它不是那种发生试管里的‘无土栽培’。”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的主任医师黄梅向南风窗介绍，试管婴儿指的是人工让卵细胞和精子在体外受精，并进行早期胚胎发育，然后移植到母体子宫内发育的技术。

输卵管堵塞医疗插画

根据东兴证券的调研，目前中国辅助生殖潜在市场空间达3200亿美元，而在其中，试管婴儿占到了95%的市场份额。

由于技术代差，不同代的治疗方案费用差距明显。一二代费用3万至5万元，三代费用10万元左右，海外更高的四代费用要到15万元以上。

虽然我国的生育保险已经覆盖了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的全流程，但试管婴儿、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国家医保局也在今年明确表示，目前尚不具备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条件。

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辅助生殖都将是个需要“自力更生”的家庭项目。

除了人口基数所决定的患者规模巨大之外，近年全面放开的二孩政策，也促进了辅助生殖产业的进一步扩张。

二孩政策放开后，想多要孩子的“一孩家庭”涌现，而在此其中，不乏由于年龄等原因不具备自然怀孕条件的夫妇。这部分原本潜藏在水下的不孕不育夫妇，浮出了水面。

一边是年轻群体不愿生，少子化现象蔓延开来；一边是中年夫妇抓紧生，上了辅助生殖也要生。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共同构成了中国最佳生育年龄产妇生育率下降、高龄产妇大幅增长的现象。

需求的政策开了口子，监管的政策却一直处于高压状态。

21世纪初，辅助生殖技术监管法规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推出，国家层面上从严监管一向是主基调。根据2001年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辅助生殖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

2003年，卫生部下达的《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中，进一步加强了对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要求，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滥用技术。

辅助生殖最核心资质为试管婴儿资质，资质申请难度大且牌照门槛高，其主要的申请条件包括：（原则上）必须是国家审批的三级医院；中心的实验室负责人和临床负责人为高级职称；机构设立后，每两年校验一次试管婴儿周期数、妊娠率，如不能达到标准，将面临被暂停资质。

在2015年卫计委提出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中，明确了“每300万人口”设置1个机构的原则，这成为了各省市制定辅助生殖中心配置规划的重要参考。这也决定了牌照必定是稀缺资源。

经南风窗整理，截至去年年底，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17家。这个数字与我国14亿人口除以300万的结果接近。而在这517家辅助生殖医疗机构中，仅有约15%的医疗机构能提供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

在知乎以及一些健康论坛上，不乏“试管屡战屡败”的烦恼提问。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医生透露这样的观点：虽然不能说上了三代一定可以顺利怀孕，但结合其高成功率，有些三代试管婴儿流产、失败的结局与医疗机构违规使用无证医疗器械有着直接关系。

“有些称之为医疗事故也不为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师告诉南风窗记者。

或许，正因为试管婴儿技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各家机构使用的检测平台和产品没有标准化，加上其涉及社会伦理道德，关乎人口国策，才使得国家层面采取了“严审批、严监管”的大方针。

现实中，有不少人难以理解试管婴儿涉及的社会伦理问题。

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学者贺建奎在世界艾滋病日所公布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还尚未从公众视野中淡去。其实，试管婴儿在三代以后所具备的“筛选”能力，与基因编辑有一定相似性。

三代的筛选，涉及基因筛选和染色体分析，比起随机性的自然受孕，三代试管婴儿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仅从能力而言，人类有能力去筛选掉那些“基因不好”的婴儿。

当然在合规操作中，三代技术只被运用于规避疾病。许多单基因遗传病，比如地贫、重症肌无力等，目前都能进行胚胎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一些明确与基因相关的迟发性的严重疾病，比如乳腺癌、卵巢癌，也能筛选掉特定基因，避免致病基因的代际传递。

某种程度上，也算一种“健康婴儿”限定的定制化服务。

但如果监管不强硬，很难保证人类的控制欲是否会更进一步——能不能选择更聪明的孩子？能不能选择更健康的孩子？能不能选择抗压能力更强，更有领导气质，更容易创业成功的孩子？

本来剔除掉有缺陷的孩子，已经不太公平了。如果再让这些掌握丰厚资源的人，为所欲为地生出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孩子，这样形成的社会不公是很难想象的。

但解除社会伦理的束缚，试管婴儿仍然是现有解决不孕不育症最好的办法。在妊娠代理孕母的存在得到许可之前，“私人代孕”依然见不得光，与之相比，试管婴儿的发展要健康合规得多。

目前，辅助生殖产业上游主要由医疗器械、检验试剂以及生物医药构成，同时基因检测以及干细胞技术具备进入潜能，中游为辅助生殖服务，下游为辅助生殖医疗机构。

之所以试管婴儿费用高，其实主要还是上游的成本高。

辅助生殖术前检查主要包括孕激素六项的测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其他激素测定等项目，其检测项目种类繁多，所采用的检测试剂也多种多样。辅助生殖类药物外企优势显著，国外厂家默克雪兰诺、默沙东、辉凌等把持了大部分市场，这些都是成本的大头。

涉及制药领域，企业间的产品技术壁垒高，特别是试管婴儿技术中，需要用到精密仪器在女性尿液中提取促卵泡激素、促性腺激素、促黄体激素，外企掌握着较高的技术壁垒。

此外，像默克雪兰诺和辉凌药业这样的头部玩家，拥有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即使国产厂家在某一产品有了突破，也很难替代它们的整套方案。费用下调的希望，寄托在更多产品的国产化上。

这家起家于四川成都的公司，虽然在中国的收入份额只有4%左右，但近三年收入和净利润平均增速，分别为68.1%和67.2%，增速远高于行业。作为朝阳产业的资本独苗，锦欣生殖受到热捧并不难理解。

辅助生殖发展至今，已不是新鲜事物。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也已经32岁了。伴随着伦理争议和技术革新，辅助生殖磕磕碰碰地一路前行，给千万家庭带去了“延续生命”的快乐。慢悠悠走了三十年的它，现在看来，要开始加速了。

（根据采访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作者|胡万程

编辑|谭保罗

排版|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