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产子，娃和她当年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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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顺利产子。这个孩子也成为大陆首个由试管婴儿分娩的“试管婴儿二代宝宝”。
当这个出生后就贴着“试管婴儿”标签的女孩渐渐长大，恋爱、结婚、怀胎、分娩、终为人母，她知道，母亲曾经为她咬牙付出的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4月15日，郑萌珠顺利产子。
郑萌珠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生于1988年3月10日，31岁的她在当天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出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母子平顺。31年前，39岁的母亲郑桂珍也是从甘肃农村来到这里，决定通过医院当时还未取得成功的试管婴儿技术要一个孩子，其中的过程却十分崎岖。
这一家人也成为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这项技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三十多年里，他们自己的小家以及试管婴儿技术都像一棵小树苗一样，经历了开枝散叶的过程。
“不孕不育的人就像见缝插针一样，用鼻子闻也能找到路”
郑桂珍是甘肃礼县盐关镇的一位小学教师，西北人阳光开朗的外表下有一颗坚忍的心。她秉持着传统的生育观——生育儿女是女性的天职。她如果不生孩子，“就对不起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
但她求子的历程却充满艰辛。结婚近20年，她一直未能生育，尝试了各种办法，吃了各种药，“各种折腾都没效果”。
1987年，郑桂珍从电匣子（收音机）里听到，“北京一家机构正在研究能够体外受精的技术，有可能为治疗不孕症带来突破。”对于求子近二十年的郑桂珍而言，这像是老天爷冥冥之中给她指了条路。
她和丈夫立马收拾行囊，出发上北京。到了北京站，两眼懵了，一片茫然。仅凭着广播里一闪而过的两句话，在当时信息闭塞的时代，她不知道该上哪去找？这家机构叫什么，在哪里，该怎么去？问了不少人都不知道。
夫妻俩一人铺一块油布，在北京站地上“趴了好几宿”，白天继续问人。没想到，她真的遇到了能帮到她的“贵人”。
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诞生。
就在北京站，郑桂珍跟一个名叫刘殿英的黑龙江人攀谈认识了。刘殿英和爱人本有一儿一女，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后，当地的计生委同意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于是他带着爱人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输卵管复通手术。了解郑桂珍的情况后，刘殿英把郑桂珍两口子一起带到了北医三院。
回忆起30多年前的情景，郑桂珍激动的情绪仍不时泛起。她说，“不孕不育的人就像见缝插针一样，用鼻子闻也能找到路”。
“我抱着装有卵泡液的保温桶，穿过北医校园”
1987年5月，在北医三院，郑桂珍遇上了张丽珠。张丽珠教授是北医三院妇产科创始人。
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刘平从1983年初开始成为张丽珠教授的研究生。在刘平眼中，张丽珠是一名“女强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惧艰险、敢于担当。
刘平记得，张教授曾讲过她在下乡时的经历，当时村里老乡家的一头母猪发生难产，她硬是在猪圈里给母猪做了“剖腹产”，为老乡减轻了经济损失。
但对学生，张丽珠教授是出名的严厉。1982年，刘平决定考张丽珠的研究生时，得到有关她的信息是“张丽珠教授特别厉害”。
踏入师门的时候，61岁的张丽珠已是全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和北医三院妇产科的主心骨，个人威望和成就令人仰视。1984年，63岁的张丽珠提出了新设想：要在中国开始“试管婴儿”技术的自主探索。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对外沟通交流的途径很少，几乎一切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北医三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说。乔杰当时是产科一名管床大夫。
在技术和经验都十分有限的条件下，郑萌珠的故事便开始了。
郑萌珠出生时，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
在1984-1985年的北医校园里，或许有人曾经留意到，一位女医学生怀抱着保温桶，穿过北医校园和操场，一路心急地小跑，把装有卵泡液的保温桶送到组织胚胎教研室。
多年后，张丽珠教授每当讲起试管婴儿研究初期的情景时，总会描述这一场景。这名女医学生就是刘平。
刘平怀抱的保温桶中装有从手术中抽取的患者卵泡液。她的任务是尽快把这些卵泡液送到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刘斌老师实验室里，从中找出卵细胞来。这是尝试人卵体外受精技术，进而实现试管婴儿技术的第一步。
当时，北医三院没有组织胚胎实验室，实验室在一公里外的北京医科大学校园里。那里有医学院唯一的一台解剖显微镜，取出的卵泡液要在那里看有没有卵母细胞；而卵泡液又要在北医三院手术室通过开腹手术从患者体内取出。取出的卵泡液要保持一个特定的温度和PH值。没有条件，只能创造条件。医生将卵泡液从患者体内取出后，放入试管中，把试管放置在保温桶内，为卵细胞的短途运输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最早，能够接受手术取卵的患者并不多。这些患者通常是需要做输卵管复通、卵巢囊肿、盆腔病变处理等手术，同时又有不孕的病人。张丽珠会跟患者沟通，在做妇科手术的时候，顺便从卵巢中抽吸一些排卵之前的卵泡，如果能取到卵母细胞的话，就可以尝试体外受精，解决不孕不育。
张丽珠做完手术的第一时间总是找到刘平，询问她送到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卵泡液里是否找到了卵母细胞。开始的几次，结果都令她失望。但久而久之，实验室人员想了一些办法，渐渐能找到卵细胞了。
“当时的取卵针都是送到钟表店去磨的”
取卵和体外受精成功之后，张丽珠教授开始做胚胎移植的临床研究。精卵体外受精成功以后，要把胚胎移植回母亲子宫中才有可能怀孕。
“现在无法想象，我们前两三次的胚胎移植是在北医教学楼胚胎教研组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刘平说。
医生先将担架和妇科检查床搬去实验室，等胚胎移植到不孕女性的体内后，用担架把患者平抬着下楼，推进楼下等待的医院救护车上，运回病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念，认为不能让胚胎移植后的病人站起来”。
怀抱郑萌珠的张丽珠教授和同事在一起（资料照片）。
但这样的条件并没有让植入的胚胎最终孕育出宝宝。张丽珠教授认为必须改善胚胎培养和移植手术的条件。她从医院里争取空间做胚胎培养室，北医组胚教研室的刘斌老师将实验室的解剖显微镜搬了过来。科里有一台国际慈善组织捐赠的用作他用的二氧化碳培养箱也被征用来完成这个任务。
北医三院的一间仅仅十二三平米的资料室改造的小房间最终成为了成功诞生萌珠的胚胎实验室。
刘平还记得，那间屋子西边的窗户缝宽会刮进灰尘，他们就用医用胶布粘住，只留下一扇小窗通风换气用。
室内原有的用砖头水泥搭出的平台，刘平从医院供应科领来了加厚的黑色橡皮布铺上，成为试验台，又从病房里找来白色床单铺在上面。
有了实验室之后，刘平也就不用抱着保温桶奔跑了，医院采购了恒温水浴箱。她可以用器械车载着保湿水浴箱往返于手术室和实验室，到了有胚胎移植的病例时，就会搬一张手术床放在这间小实验室里进行胚胎移植。
“医院把我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
当年在北医三院，郑桂珍被确诊为可能由结核引起的双侧输卵管堵塞，还患有结核性的盆腔炎，这意味着她将不可能自然怀孕。在那时，这种情况导致输卵管炎想要复通几乎没有可能。
1987年6月24日，试管婴儿开始培育。当时，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胚胎在体外一般培育2-3天，现在体外培养最长需要6天。刘平解释，“当时体外条件不好，差不多培育成功了就做胚胎移植，尽量减少体外培养时间。”
也许是心灵感应，郑桂珍说自己植入胚胎之后的第二天就感觉身体有了反应。
8月3日，B超检查能看到胎儿心脏搏动，这说明临床妊娠成功了。郑桂珍确定在医学指征上出现早孕反应。
郑萌珠的生命过程已经开启。
郑桂珍是张丽珠尝试的第13例试管婴儿手术，此前的12例胚胎移植手术都未成功孕育出婴儿。其中，也曾有患者出现早孕反应但不幸流产。等到郑桂珍怀孕时，刘平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这个孩子应该要降临了。
作为张丽珠教授的研究生，刘平的职责变为照顾、跟踪郑桂珍的一系列检查。“当时也想，终于怀上了，但不能太着急，得一步步走”，刘平说，那个时候不能做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到孕中期也不敢说一定没问题，B超的成像并不清晰，孩子揣在肚子里，只能猜啊，惦记啊。“看见了，才是真的”。
在医院住了10个多月，“医生护士把我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郑桂珍回忆。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终于出生了。张丽珠教授穿着白大褂，笑容可掬地抱着小婴儿的她，留下了可以载入中国医学史的一张珍贵合影，也登上了第二天中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2008年2月25日，北京举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二十周年庆祝活动。试管婴儿孩子和张丽珠教授（前左二）一同吹灭蜡烛
当时的张丽珠教授已经是68岁。手术室的这一声清脆的啼哭，让张丽珠等了整整四年，让张郑桂珍等了近20年。
医生把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的“萌珠”抱到产妇身边。虽然是在麻醉状态下，郑桂珍依然神志清醒。她看着自己的骨肉，频频点头，要求抱近些，再抱近些。
她说：“按照我们的风俗，孩子都有两个名儿，我们给她起的大名叫郑萌珠，萌是萌芽，开始的意思，因为她是我们第一个试管婴儿，也是我们家的第一个。我们希望她能像珍珠那样闪闪发光。”
“我的身份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31年后的2019年4月15日，郑萌珠在自己出生的同一家医院生下了自己的孩子。郑桂珍也“故地重游”，照顾女儿，看见自己的孙辈出生，更是百感交集。
郑桂珍和女儿在病房等候新生命的降临。
北医三院产科主任赵扬玉向记者介绍，“萌珠表现非常好，不紧张，和医护保持沟通，出血也不多，过程平顺，母子平安。”孩子是个男孩，体重3850g，比萌珠当时轻一点，身长52公分，和萌珠当年一样。
虽然总体上还算顺利，但小家伙不太安分，胎位有点不正。上个星期，赵扬玉还期待着小家伙在萌珠的子宫内能自己转成头位，让萌珠能够顺产。但到了孕后期，胎位转换容易发生脐带绕颈，对孩子不太安全，而39周的萌珠在周一已经出现了宫缩，等不了了，医生决定通过剖宫产取出胎儿。
郑萌珠的儿子，体重3850g，比她当时轻一点，身长52公分，和她当年一样。
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了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成为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从事病案管理工作。“整理生殖医学数据，也是在帮助和妈妈情况差不多的人。”郑萌珠说，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像回到家，很有归属感。科室每年总结工作，感觉成功率一年年增高，心里美滋滋的。
在生殖医学中心，有患者一眼就能够认出她，还有患者误以为她是医生，要求挂“郑萌珠”的号。在萌珠身上，这些患者看到了建立更完整家庭的希望。
要是能帮到别人，自己的幸福感也爆棚。“当初别人帮了我，现在我能帮助像我家那样的人，可能这就是一种回馈社会”。
张丽珠教授抱着她的那张照片就挂在生殖中心里，每次经过，萌珠内心感到，“自己的身份更多是一种责任。”
2008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上，郑萌珠怀抱一名4个月大的试管婴儿合影。
遇到生殖中心病房里心情焦虑的病人，郑萌珠在不公开自己身份的前提下，过去疏导一下。她怕自己在工作场合公布身份会引发不必要的“轰动”。
每次纪念活动，她都是最积极活跃的那个人。2008年，试管婴儿二十年的纪念会上，她抱起一名刚出生4个月的试管婴儿求合照，“这是当时在场的年龄最大和年龄最小的试管婴儿”。
“我们都见证了医学技术给家庭带来的幸福”
在萌珠出生后，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在张丽珠教授带领下，1992年在北医三院诞生了中国首例赠卵试管婴儿，1995年诞生中国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
经过30年的发展，北医三院的妇产科已经是工作人员超过500人的超级团队，人才储备实力雄厚。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也从当初的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一步步提升上来。如今，中国每年完成的试管婴儿数量将近20万，在每年新出生的孩子里，利用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已经占到出生人口的1%至2%。全国的辅助生殖中心数量已近500家。整体技术实力已经进入全球领先的梯队。
2006年，国内首例三冻（冻卵、冻精子、冻胚胎）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出生。2014年，世界首例MALBAC宝宝也在北医三院诞生。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临床医生正在研究如何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让更多有遗传病的父母也能够生下健康的宝宝。
当年负责郑桂珍的医生乔杰、刘平，也成长为北医三院生殖医学的顶梁柱。前者是北医三院的院长，后者刚从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任上退下。乔杰和刘平是萌珠口中的“娘”。在萌珠生产时，刘平一直守在手术室外。乔杰在外面开完会，也着急赶回医院。中午，她们一起去产科跟萌珠母子合影。
在萌珠生产时，刘平（左）一直守在手术室外。乔杰（中）开完会也赶回医院探望。
最开心的还是郑桂珍。“30多年前她的努力，接近40岁生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女儿也添丁进子，自己亲历家庭壮大的一个时刻。她特别高兴。”刘平说。“我们都见证了医学技术给家庭带来的幸福。”
萌珠口中的“奶奶”、张丽珠教授则无缘见证试管婴儿二代出生，她已经在2016年9月离世，享年95岁。说起张丽珠教授，萌珠还有一些伤感，“奶奶”临终前卧床不起，她去家中探望，“三米开外见到我，眼睛还能放光，一眼就认出我来”。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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