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背后的“千亿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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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泳洁编辑|罗丽娟

“从来没想到，生孩子会这么难。“曾经当过母亲的李琳感叹。

陈琛和李琳相识于校园的青葱时代，并最终成功牵手进入婚姻。夫妻双方都在公务系统任职，一个警察、一个老师，还有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在当地是令人羡慕的小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4年前，陈琛的儿子在幼儿园突然晕倒后被送入医院，发现大脑里已长了恶性肿瘤，虽经多方求医，但孩子还是走了。

自那以后，家中一片死气沉沉。为了走出阴霾，夫妻两人计划再要一个孩子，但多方努力后依然无果。

最终，陈琛和李琳走进了太原一家公立医院的生殖中心。检查后发现，由于两人都已超过了35岁，且身体条件均不如从前。在医生建议下，两人选择做“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俗称，其过程主要分为六个步骤，刺激排卵、预测排卵、采集卵子、卵子培养、体外受精、移植后处理。

而在同意做试管婴儿后，等待陈琛和李琳的是又一次折磨。

在试管开始之前，医院按照流程要检测男女双方身体多项指标，任何一项指标没通过，就不允许进入试管周期；而且促排卵和取卵环节存在一定风险，其中促排卵针就需要连续打10天。

期间，李琳不时头晕、恶心，吃尽了苦头。

虽然第一次植入的胚胎都没有成功，但万幸的是第二次全部植入得以成活。去年底，一对龙凤胎的诞生再次圆了陈琛和李琳的父母梦。

为此，他们前后花费了20多万元。除了付出金钱外，李琳觉得自己经历了这些折腾后仿佛生了一场大病，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

无论如何，他们都还算幸运者，因为他们最终迎来了新的生命。但陈琛、李琳只是在中国辅助生殖产业蓬勃发展下，得以实现求子梦的夫妇之一。

70后的何凯和王芳没有陈琛、李琳夫妇这么幸运，在走入武汉一家知名医院的生殖中心之前，他们已经在求子的道路上奔波了十几年。

何凯和王芳家住河南农村，当地有早婚的习俗，如今，两人的婚龄已经超过了20年。周围同龄人的孩子都已上了大学或已成家，甚至有人抱上了孙子，但何凯和王芳始终没有生育。

在结婚两三年后，风言风语就传到了他们耳边，由于传统偏见影响，外人首先认为症结出在女方身上。为此王芳多次求医，但最终无果。

两人外出到湖北打工时，身边朋友建议夫妻二人都应该到医院做全面检查。这次查出的结果是由于何凯的身体原因导致，于是调理的对象换成了男方。但因为生活拮据，何凯没有选择接受大医院的治疗，而是在各民营机构甚至莆田系医院间又奔走了几年。

因走了弯路而一无所获的夫妻两人已经从焦灼转向抑郁，情况越来越糟糕。去年，他们终于下了决心走进了武汉某知名医院的生殖中心，尝试试管婴儿。

但由于双方身体都存在一定问题且年龄偏大，胚胎移植三次均未成功。经济上已经山穷水尽的夫妇俩只好选择了放弃。但“无法生育”的现实已经彻底压垮了两人，最终，何凯和王芳选择了离婚。

从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传出国内第一个试管婴儿“哇哇”的啼哭声起，这项技术在中国已经发展超过30年。

30年来，随着不孕不育人群数量的增长，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推广，人数不断增加，与之相伴随的是，相关服务产业规模也迅速壮大。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已经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了12.5%-15%，每年出生的新生儿数量约为1600万，按12.5%-15%的不孕不育率计算，理论上每年有200-240万新生儿因为不孕不育无法出生。

报告还指出，假设这部分无法出生的婴儿父母中有65%愿意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妊娠，则每年进行辅助生殖手术的夫妇为130-156万对；假设每对夫妇平均进行2.5次辅助生殖手术；辅助生殖手术每次2-4万元不等，则辅助生殖市场的潜在规模约为1072亿元。

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及社会平均生育年龄的不断提高，需要辅助生殖的人群数量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一需求在医疗行业开辟出了一片新“蓝海”。

不是所有的梦想都会实现，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取决于多个因素。

“20岁至35岁，是生儿育女的‘黄金15年’，女性38岁之后卵子就会变得数量少、质量差。此外，反复人工流产引起的输卵管梗阻、子宫内膜过薄等也是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提到，以试管婴儿为例，20多岁时成功率为50%—60%，等到40岁以上成功率就低于20%。

张菲是广东肇庆市西江医院生殖中心实验室的一名医生，根据她从业多年的经验来看，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与夫妻双方的感情和心理因素也有很大关联。“因为做试管婴儿除了打针的疼痛，心理上的煎熬也很多，甚至会有夫妻在做试管过程中离婚。”张菲介绍，在试管婴儿的成功案例中，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和睦，女方每次来做检查必定有丈夫陪同。

目前国内试管婴儿技术主要分为四代。据张菲介绍，并不是说三代、四代就比前面的两代更先进，这是要根据男女双方的检查结果来确定采取什么样的授精方式。”她称，由于方法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一代试管一般是针对女性问题较多，费用一般为3-4万元；二代试管则针对男性问题较多，费用一般为5-6万；三代试管则是适用于男女双方有基因遗传疾病，费用一般为8-12万。不过目前国内获批有正规资格做三代的医院屈指可数，并且严格要求男女双方要符合三代规定指征的才可以选择该类，避免有家庭试图利用这项技术故意选择婴儿性别；四代试管适用于尚有排卵功能，但卵子质量不高的女性，目前尚未开始临床应用。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中，放开了特需医疗的价格，辅助生殖服务被列入特需医疗范围，其价格彻底由医院自行定价。此后，辅助生殖服务的价格大幅上涨。比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正式上调了胚胎移植术、胚胎保存等约10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价格，部分项目价格调整幅度达3-4倍。

但是，涨价并没能挡住人们对于医疗辅助生育的需求，在大多数城市中大医院的生殖中心预约号一号难求的现象一直存在。

根据近日通过港交所聆讯的辅助生殖医疗公司锦欣生殖医疗（下简称“锦欣医疗”）的招股书显示，不孕不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2017年中国大约有4770万对不孕症夫妇，预计到2023年不孕症夫妇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

但国内现有的辅助生殖技术和机构尚属于稀缺资源，于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动作频频。

今年2月，锦欣医疗在港交所递交上市招股书时，就引来了市场关注

其招股书显示，在过去的2016、2017年和2018年前9个月，锦欣医疗的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3.46亿、6.63亿和6.70亿，相应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1.04亿、1.99亿和1.75亿。该营业收入包括辅助生殖服务、管理服务和辅助医疗服务。

其毛利从2016年的38.3%增加至2017年、2018年（截止9月）较为稳定的45.6%、47.7%。

超过40%的毛利在别的行业或许已经很高。但据前瞻经济学人报道，中国辅助生殖服务行业平均毛利率为60%-70%，因为成本相对较低，毛利率接近或超过医美、口腔、眼科等其他医疗服务分支行业。另外，由于辅助生殖机构往往不需要大额的营销支出，行业净利率也高于其他服务。

张菲也表示，辅助生殖行业毛利较高，各种药品、材料费可能只占三成不到，余下就是医生和实验室人员工资，“一家生殖中心最大的成本也就在促排药费和人工上”。

而按国际惯例，一家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完成100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200例，第三年500例。但中国很多民营机构，往往都要超过这个标准。月平均患者数至少都在50人以上。

2015年二胎政策颁布后，辅助生殖行业已经出现了短期的井喷，但热闹过后，数量开始回落。

张菲也明显感觉到，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在2016年-2018年间都有大量自然上门的客户，而2019年的客流回落了大概三分之一。

国家卫计委官网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共有451个辅助生殖中心、23家人类精子库机构，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27家，还有28%的生殖中心达不到试管婴儿技术要求。451家辅助生殖机构中心里，公立是绝对的主流，有约409家，占比约91%，民营生殖中心数量仅45家左右。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5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臵规划指导原则》，辅助生殖服务新许可仅可向三级医院（综合、妇产）及三级医院（妇产或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发出，部分民营医院的试管婴儿牌照都是在此前获得。

除此之外，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市场还受到严格监管。辅助生殖服务提供者必须分别获得AID、AIH、常规IVF-ET、透过ICSI进行IVF及PGD/PGS的五类批准证书。该等证书通常相继地发出，先获发AIH等证书，执业若干年后方获发透过ICSI进行IVF等较复杂的证书。如服务提供商未能通过***审批机构每两年进行的验证程序，证书或会被撤销。

由于牌照和证书获取不易，许多资本都是通过收购已获取牌照的民营辅助生殖机构进入市场。包括复星医药、通策医疗、和美医疗、永泰能源、悦心健康等上市公司都已参股辅助生殖领域。

而除了直接收购辅助生殖机构，与其产业链相关的企业也成了资本的目标。

根据亿欧网一份关于辅助生殖服务创业公司的统计显示，在受到资本青睐的公司名单中不乏从事跨境辅助生殖服务的公司，例如梦美生命、优孕行、蓝色宝贝等也得到了资本青睐。这也折射出了另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选择了海外辅助生殖服务。

近年来，泰国医疗游客数量正在逐年增长。道称，辅助生殖、抗衰老治疗和健康体检是目前中国患者选择去泰国就医的主要目的，相对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在泰国可以较为方便地预约专家。而除了泰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也成为不少人出国选择生殖服务的目的地。

不过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滕晓明教授表示，“有不少患者听信不实报道，认为美国的试管婴儿成功率是85%，泰国是80%，到中国只有30%，为此，他们会更愿意选择通过其他渠道远赴海外。他们不知道的事，在辅助生殖技术上，中外差距微乎其微。”

促性腺激素之父布鲁诺·卢嫩菲尔德博士在“中国大陆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应用30周年”的交流会上的演讲印证了这一点：“我去过全球很多生殖中心，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很多采用的是中国设备。”他认为，今天中国辅助生殖的相关技术其实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琛、李琳、何凯、王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