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45：小试管，大生命

【特稿145】

—中工网记者曲欣悦贺少成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林芝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对“有孩子”这件事能有如此深重的执念。

今年42岁的林芝本科、硕士都就读于名牌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是典型的“当代女性”。曾经，她也自认为想得开，“孩子嘛，有当然好；没有，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很难说清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或许从林芝和丈夫决定备孕那一刻就开始了。“越要不上，越想要。”过去7年时间，求子而不得让林芝和她身后的家庭身心俱疲。

有时她也会假装释然。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三孩生育政策公布时，林芝笑着说，如果能生出头胎，我一定听国家的话拼出三孩。

一旁的丈夫和父母都跟着笑了，但谁也没说话。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在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规律性生活尝试怀孕，超过12个月未能实现妊娠，即为不孕不育。

不久前，生殖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院士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已上升至18%，这意味着每5.6对育龄夫妇中就有一对面临生育困难。

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

《决定》专门提到，要以规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开展不孕不育诊治服务。

1988年，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出生，此后30多年间，试图依靠医疗和技术手段实现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多。只是这个过程中，并非每个人最终都能得偿所愿。

1988年，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新华社发

明明很健康，怎么就怀不上孩子

从催婚到催生，再到意识到女儿“生不了”，这些年，林芝的母亲几乎见庙就进、见佛就拜。她四处托人打听哪里有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大师”或“神医”，给女儿女婿求回各种调理身体的秘方。

苦得倒胃口的药没少喝，但林芝的肚皮就是一直没动静。

后来林芝自己也急了，拉着丈夫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可结果显示，两人的“硬件”都没什么问题，完全具备自然受孕的条件。

“大人明明很健康，怎么就生不出孩子？”像林芝夫妇一样，许多患者在走进生殖医学中心时，都抱着相同的疑惑。

随着医学进步，导致怀孕困难的诸多原因正逐步被揭晓。据统计，输卵管问题、卵巢功能退化等是女方不孕的主要因素，而男方的症结则大多在于精子质量不佳。

结婚后一直没有怀孕，单晨30岁时从医生口中得知自己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土壤’不好。”见单晨有点蒙，医生打了个比喻来解释，“宫腔环境类似于孕育种子的土壤，土壤足够肥沃才能让种子生根发芽。”

陶昕的丈夫被诊断患有弱精症，医生告诉他们，男方前向运动的精子少于10%，基本上没有自然受孕的可能。

除此以外，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主任、中国性学会会长姜辉教授掌握的数据，在不孕不育的案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夫妇依然查不出具体原因。“长期精神压力大、饮食不健康、作息不规律、环境污染等因素都可能造成人类生育能力下降。”姜辉说。

在诸多与生育困难可能相关的因素中，有一个为业界所普遍认同——人们不断推迟的生育年龄。

2019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报告》显示，从1990年到2015年，我国育龄人口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在一线城市，这个年龄段还要再往后推。

林芝硕士毕业时26岁，此后几年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升职、加薪、攒钱买房。32岁时她和恋爱半年的男朋友结了婚。跟身边大多数同事、朋友相比，林芝的人生节奏并不算慢。

然而，她依然错过了医学界公认的适合人类生育的“黄金期”年龄。

研究表明，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为25~28岁、男性最佳生育年龄为25~35岁。对女性来说，年龄增加，卵子的质量会变差，难以受精，就算形成了胚胎，出现流产的风险也会增加。对男性来说，尽管精液质量不会因年龄增加明显下降，但也有学者认为，男性生育年龄与孩子出生缺陷或患精神疾病的风险程度呈正相关。

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辅助生殖医学科主任李文明显感觉到前来就诊的患者平均年龄在不断增长，“现在女性患者平均年龄为三十四五岁，几年前还在30岁左右。”李文表示，结婚晚、备孕晚，发现生育困难问题的时间自然也就晚了。

不顾双方父母催促，林芝和丈夫在婚后维持了近3年的二人世界。她第一次咨询试管婴儿相关事宜时，正好是35岁。

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精子库里，精液样本被存储在液氮罐中。—中工网记者曲欣悦摄

公立排不上就去排私立

每天上午廖希都很忙。刚看完上一个病人的检查报告，下一位患者就已经坐到了她面前的椅子上。再加上穿插其中的手术，有时候她甚至抽不出时间去趟卫生间。

廖希是北京一家专注于辅助生殖临床治疗的民营医疗机构的业务院长。虽然与公立医院相比收费较贵，但仍有不少患者从外地赶来求诊。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诞生的试管婴儿人数在30万左右。随着有包括试管婴儿、宫腔内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医疗需求的患者人数不断增长，国内相关医疗机构的数量也在连年攀升。

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是一项限制性准入技术，对场地环境、设备、科室设置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经批准的具备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总共有536家。

和其他科室一样，出于对更好医疗资源的追求，来自全国各地求子心切的夫妻让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辅助生殖科门诊总是人满为患。

根据北京市卫健委2021年6月公布的数据，北京市已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机构共12家（不含军队医疗机构），目前约有4万对夫妇有人类辅助生殖治疗服务需求。此外，北京市还承担着部分外地疑难重症患者的诊疗任务，一些辅助生殖机构接诊的外地患者数量甚至达到了总数的60%~70%。

著名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位于院本部外一栋单独的小楼里。这里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

近三年来，该中心门诊量近180万人次，完成新鲜IVF（体外受精）周期55万余个。名声在外，也让这里长年“一号难求”。

“公立排不上就去排私立，这家不成功就去试另一家。”这是很多选择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都走过的一条路。

家住河北的单晨经人推荐到北京一家医院接受试管婴儿治疗。为了专心备孕，她辞掉了老家的会计工作，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来。丈夫因为工作不能一直陪在她身边，每一个治疗周期的大部分时间，单晨都是自己度过的。

选择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助孕的夫妻，需要经过制定方案、促排卵、取卵、准备精子、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移植、抽血验孕等多个步骤。顺利的话，整个治疗过程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不过，如果受精卵培养失败或是移植不成功，整个流程又要从头再来。

“相比起来，以前挂号问诊、吃药调理都显得再轻松不过了。”林芝数了数，光是准备阶段，她就经历了子宫评估、常规妇科检查、宫腔探测、性激素检测、卵巢功能检测等一系列检查，“这还没算B超、心电图、胸片等常规项目”。

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到了正式治疗期，取卵前要打10天左右的促排卵针，移植胚胎前后要打很长一段时间的黄体酮针。而在每一个阶段，林芝还要按医嘱口服不同的药物。

人多资源少，每一次检查、打针可能都要跑一次医院。为了避免来回折腾，许多像单晨一样的外地患者选择就地住下。于是，面向准试管婴儿妈妈们的短租房也成了医院附近的一门生意。

26次移植，还是没成功

第一次躺在受精胚胎移植的手术台上时，大概是林芝既有人生中最虔诚的时刻。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祈祷：一次成功，不要再遭罪。

那一回在林芝的强烈要求下，医生给她植入了三个受精胚胎。她说希望能成活两个，生一对双胞胎。

接下来的日子是最煎熬的。

移植完成回到家，除了必须的活动，绝大部分时间林芝都卧床休息，连翻身也小心翼翼，唯恐那几个胚胎不能着床、不肯认她当妈妈。

求子以来，林芝听说了太多关于试管婴儿的故事。有人说移植的胚胎不如自然受孕的胚胎稳固，准妈妈打个喷嚏都能流产。“那时候，科学、常识都抛在脑后了，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一般来说，受精胚胎移植7天后患者就能用早孕试纸测试是否怀孕。但林芝觉得，再晚几天，测试的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移植10天后，林芝完成了检测。事后回想起来，她形容当时自己像手拿一张没开封的巨额中奖彩票，又像是握着一纸死亡判决通知书。

在安静的卫生间里，林芝狠狠闭着眼睛酝酿了许久，又猛地睁开眼。她看到的是一条红杠。

没有怀孕。

短暂的失落后，林芝心里升起一丝侥幸，“万一是宝宝调皮跟我躲猫猫呢？”又过了4天，她一早就去医院抽血检查。

化验结果彻底浇灭了她的希望——移植失败了。

单晨第一次移植的胚胎也没能着床。看到化验结果，她先是大哭了一场，接着开始反复回想过去一周的细枝末节，“是我太紧张心跳过快，还是饮食不够营养、休息不够好导致了失败？”

从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这一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应用已有40多年。随着技术进步，试管婴儿成功率也在不断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取卵、移植都能百分之百让患者生出孩子。“制定的方案是否科学、移植时宫腔环境是否良好、医生的操作手法是否得当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成功率。”廖希解释道。

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试管婴儿养成”流程图里，从最初的身体检查到孩子出生，准父母们要闯过的关卡多达15个。任何一关出了问题，都可能前功尽弃。

廖希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者，从40岁到48岁共做了26次移植手术，花费百万余元，最终没能成功。廖希分析，患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年龄过大，卵子质量难以达标。

在廖希所在的医院接受试管婴儿治疗的女性患者中，35岁以下一次性成功率约为60%，40岁以上成功率显著偏低。

对于那位“高龄”病人，廖希曾建议采取供卵的方式怀孕生子，“但患者坚决反对，她希望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

“传好孕”和“接好孕”

从2017年起，廖希开始给自己的患者建微信群，“成功的人可以分享经验和喜悦，路上的人也不孤单”。

4年下来，这样的微信群已经有20个。除了咨询问题和相互交换“攻略”，微信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传好孕”。

“本来想继续做试管，结果自然怀上了，这些药全都用不上啦，哪位美女需要，低价转！”10月一个工作日的傍晚，一条好消息让其中一个本来安静的微信群炸开了锅。

“恭喜！几周了？”

“恭喜姐妹！顺便接好孕。”

“恭喜！接好孕。”

……

不到5分钟，群里“接好孕”的队伍就排起了长龙。“传好孕”的准妈妈小蕾此前备孕两年没有怀上，后来又做了两次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均以失败告终。

“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一定要忙起来，不想这个事，自然就怀上了。”开心的小蕾在群里分享了自己的“怀孕玄学”，又得到了一波点赞。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已越来越普及，但对大多数就诊夫妻来说，“生育困难”依然是他们难以向外人吐露的苦楚。这种情况下，“同病相怜”的人就成了彼此的慰藉。

在北京求医期间，单晨也认识了很多病友，一些经验丰富的姐妹会主动给她出主意让她少走弯路。更重要的是，相互间的倾诉还是独在异乡的单晨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知道在这条路上不止我一个人，多少能好受一些”。

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单晨接连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植手术，结果都不理想。第四次移植手术用到了属于她和丈夫的最后两个受精胚胎。如果再失败，就要重新经历一次促排、取卵的流程。

手术台上，医生为了让单晨放松，跟她开起了玩笑：“这次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出去玩一圈放放风吧。”当时，单晨反而不像前几回那么忐忑了，她笑着回应：“对，我都想好要去哪儿浪了。”

以往移植手术结束，单晨都是小心翼翼地在医院门口打车，但那一次，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她选择走路回了出租屋。

人世间的剧情似乎总是这样出乎预料。移植手术后第10天，单晨跳过试纸测试环节，直接到医院抽血化验。

医院门诊大厅永远人声鼎沸，然而当单晨取到化验单那一刻，全世界都安静了。

她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没错，自己怀孕了。

孕后第一次B超检查是母亲陪单晨去的。走出诊室，单晨向等在外面的母亲伸出两根手指，“两个！”

在河北老家工作的丈夫接到消息后非常高兴，电话还没挂断，单晨就听到他激动地跟身边的同事说：“我老婆怀了双胞胎！”

从30岁到35岁，求子5年，两年试管助孕，4次移植手术，“好孕”终于降临到了单晨头上。

当然，幸运无法眷顾所有人。经过一年多治疗，受丈夫精子质量不佳影响，陶昕始终没能受孕。后来，经全家人商量同意后，夫妻俩在医院精子库借精并经试管助孕有了一个儿子。年龄更大的林芝为了专心治疗，辞去了高薪工作，却依然没有等来早孕试纸上的两条红线。

为了更优质的生育

最近几年，廖希的患者中多了一个群体——来拼二胎的夫妇。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到来，又陆续有因年龄、身体等原因无法再自然受孕的夫妻前来向她咨询试管助孕的相关事宜。

“有患者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成功得子，几年后又回来想如法炮制生二胎。”在廖希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靠辅助技术生育正在逐步成为正常的社会现象。

2019年4月15日，同样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产下一名男婴。当时，该院院长乔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许多生殖科患者不愿意用真名就诊，部分女性因没有后代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夫妻正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理智的思维接受不孕症的评估和治疗。“现在，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正转向攻克单基因遗传病以阻断出生缺陷、实现优生优育的方向。”

今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增了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的表述。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不孕不育诊疗纳入医保范围。“一次全流程治疗花费在5万元左右，几乎全是自费。”林芝说，现在家庭开销全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在精神压力之外，两人也逐渐感觉到了经济上的压力。“在我认识的病友中，类似情况并不鲜见。”

9月1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对“关于‘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进行了答复。答复指出，医保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纳入支付范围，提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同时，在诊疗项目方面，将指导各地，立足“保基本”的定位，在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在单晨曾经走过的求子路上，林芝还在坚持。在内心最深处，她依然存有一个信念：最后的最后，自己会遇上一股“好孕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芝、单晨、陶昕、小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