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内试管婴儿20年历程见证者刘家恩：市场狂欢短暂，需长期政策支持

作为生育利好政策，“辅助生殖入保”缘何按下暂停键？业内猜测可能与辅助生殖、美容整形这类消费级医疗服务不符合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原则有关。

刘家恩认为，辅助生殖项目的单价降幅，取决于国家医保资金充裕程度，而不是由企业、个人断然决定的。也许由国家、企业、个人捐赠出资，设立专门的试管婴儿基金，降价力度可能比最初政策的费用减幅更大，甚至包括1.5万-2万左右的进口药都可能报销。

但刘家恩也表示，从国际实践的经验看，试管婴儿涉及流程和技术很多，相关政策落地执行，还需要制定配套细则，以明确报销范围，对患者年龄和次数进行限制，而不是“来者不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例如，在比利时对符合年龄要求、有适应症的夫妻，减免包括药物在内的试管婴儿治疗费用，大大减轻不孕不育人群的经济压力；在美国，尽管每个州立法不同，但一般来说，医疗保险可以报销2或3次做试管的部分费用，也不是100%全报。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外辅助生殖渗透率的差距。太平洋证券研报显示、2016年国内辅助生殖渗透率为10.2%，低于同期日本56.1%；中国银行证券研报预计，到2023年，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为9.2%，美国同期数据为33%。（机构间数据差异或由测算方式导致）

在辅助生殖技术暂未纳入医保报销的当下，减轻国内试管婴儿患者经济压力，主要靠医疗机构给予的价格优惠，而这些折扣一般面向经济困难，或者多次尝试试管婴儿的患者提供。其中民营医疗机构在国家备案后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价格弹性更高。国内也有医疗保险公司开始涉足这个行业。

刘家恩表示，试管婴儿手术成本相对透明，业内用药基本一致、绝大部分设备耗材从国外进口，因此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整体费用相差不大。但是，公立医院属于免税的医疗机构，依从一定的定价标准，经营成本较低，因此整体价格普遍低于企业性质的民营医院。

尽管辅助生殖入保暂缓执行，但是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讨论也是行业不断调整的缩影。今年两会期间，人口、生育等话题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多位政协委员针对单身妇女生育、生育率保护等问题建言献策。

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在一份提案中表示，应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对单身大龄女性，或暂时找不到适合结婚对象而主观愿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放开生育力保存。同时对大龄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为予以认可，在其上户口、上学、医疗以及其他方面一视同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则建议适当放宽对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医院对25-32岁的单身健康女性、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卵子超排和冷冻。

刘家恩表示，人口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明显。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生育支持政策出台，可能也会涉及试管婴儿领域。

除了高技术和高价格，高门槛是辅助生殖行业的另一鲜明特点。

根据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5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和《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辅助生殖牌照申请流程有4个核心环节，即论证、评审、获取人工授精牌照、获取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及申请第三代PGT牌照，完整的申请流程长达10年左右。种种限制使稀缺的牌照主要配置在资源强势的公立医院。

此外，为了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机构还会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医生和实验室人员的业务量、机构周期数、妊娠率等多方面设立标准，每2年进行校验，未通过校验将被收回运营资格。

刘家恩表示，中国辅助生殖机构的成立条件为全球最严。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国内辅助生殖行业不是单一的行业监管，而是行业监管与***监管并存，监管重点既包括专业技术，也包括医院等级、人员规模、占地面积等多个方面。

不过，尽管行业监管严格，但不同地区的技术、人才储备失衡，辅助生殖机构品质良莠不齐也早已成为业内共识。刘家恩估计，国内优秀、中等、较差三个档位的机构数量大概各占1/3，而随着优质机构患者数量的长年累积，辅助生殖行业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越发明显。

其中，公立医院作为国内医疗领域的主力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上风，而公立三甲医院在数量、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病源吸引力更强。

民营医院带有企业性质，在医疗体系中起补充作用，其真正与公立医院竞争的领域是某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通过提供专业技术、周到的服务，提升病人就医体验，打造医院品牌。

据刘家恩的从业感受，一般而言，约八成的试管婴儿患者会对周边的试管婴儿中心进行走访调查，在充分咨询和了解后决定就诊医院。出于对公立医院的信任，患者会优选公立医院咨询；而出于公立医院费用更低的印象，大多数患者可能优先选择公立医院作为问诊第一站。

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患者更看重就医体验，为了节省等待时间，避免拥杂环境，也会选择手术成功率高的私立医院就医。一般而言，治疗成功的病人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介绍医院或医生，这也是私立医院的主力客源。

而对于选择辅助生殖赛道的民营医院，其在市场竞争中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在热切求子的患者群体眼中，手术成功率是比价格更重要的决策因素，也是各家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也就是说，如果民营医院有好技术和好服务，在保证患者手术成功率的基础上，还能节省患者时间、减轻患者焦虑，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守住地位。而心理因素本身也会对手术成功率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技术和服务才是辅助生殖机构的立身之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赛道的民营医院都顺风顺水。例如，在行业环境变天的产科领域，客源减少是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民营医院“单打独斗”的苦楚暴露的更加明显。

其中，人才资源短缺就是一大挑战。刘家恩表示，民营医院从公立医院“挖人”成本高昂，需要给出其3倍、4倍是甚至10倍的原薪资；而失去了公立医院大平台，转身投向民营医院的大专家能否迅速适应、独当一面，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转型成功的民营医院数量稀少，近年来民营产科医院变卖、倒闭屡见不鲜，也暴露出民营医院面临行业风险时，较弱的生存能力。

刘家恩分析称，医疗领域的底层支撑是技术和人力资源，而专科民营医院在建院之初根据已有技术优势确定了发展方向，当疫情突袭、行业变天导致外界环境突然变化时，缺乏国家的支持，民营医院往往难以实现技术的快速转换，因此转型难度很大。

“民营医院的转型还是要靠自己，转型成功就生存下去，转型不成功就只能关闭，这是当前的一个现实状态。”刘家恩说。

刘家恩表示，未来辅助生殖行业的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竞争会一直存在，当然竞争的同时也会促进行业发展。

不过，对于市场上“辅助生殖行业进入爆发前夜”的观点，刘家恩认为过于乐观。

首先，从行业特点看，扩张难是辅助生殖中心的一大难点。

根据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测算参考方法》，各省（区、市）增设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不超过截至2020年底辅助生殖机构总数的15%，按常住人口数测算原则上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辅助生殖机构；而人类精子库设置每省（区、市）原则上不超过1个。

这意味着，到2025年前，我国新增的辅助生殖机构不得超过80家。而由于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设置实行“一院一证”，因此包括家恩德运以内的众多辅助生殖机构，发展壮大后难以走出地方。

同时，市场需求有限也是限制行业发展的客观原因。刘家恩表示，国内辅助生殖机构数量相对较多，但目前市场病人量并不饱和，因此放宽成立门槛，建立更多辅助生殖机构并无迫切需要的现实基础。

从家恩德运临床接诊的三胎咨询数据显示，要三胎的就诊患者数量也没有呈现爆发趋势。刘家恩表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这不是炒股，今天有好消息明天股价就翻倍了。”刘家恩说，当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上一代不同，他们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生育政策，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

“如果人口出生率能从明年开始逐步上升，那就是一个好现象。”刘家恩说。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