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试管婴儿诞生40周年 辅助生育技术的喜与忧

2018-09-2706:19|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李文芳通讯员孙美燕

朱依敏教授与新生儿

人类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已整整四十年。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范围兴起的辅助生育技术，让人们正式踏上探索自身生殖奥秘的征途。多少饱受不孕不育困扰的夫妇，得以延续生命、繁衍后代。

但是，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各类辅助生育医疗技术在弥补家庭缺憾的同时，其子代健康隐患亦接踵而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下称浙大妇院）在全省最早开展辅助生育技术（ART），创建了国内首个ART母儿随访中心，十多年间对5000多位通过ATR诞生的宝宝进行随访发现，这些孩子少部分显现肥胖、糖尿病等代谢风险，有些是和父母亲本身有代谢方面的疾病等有关，如多囊卵巢综合征、高血压、糖尿病等。

现状：

二孩政策不孕不育等使得ART需求量激增

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高龄产妇和极高龄夫妇生育需求量增加，这无疑是生殖专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记者从浙大妇院了解到，35岁后怀二胎的高龄产妇以及40岁以上的超高龄产妇这两年占比颇高，甚至还有45岁以上的极高龄产妇出现在产房里。

浙大妇院曾帮助一位61岁的极高龄“失独”产妇成功产子，还有一位52岁的高龄产妇诞下龙凤胎，都创下了全省之最。对这群特殊的高龄产妇来说，再次孕育，曾是想都不敢想的尝试。

朱依敏教授介绍说，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加之二胎放开，高龄夫妇求子之心切切。此外，因排卵障碍、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因素不孕的女性，因精子活力低等而导致不育的男性等不育不孕人群也在寻求辅助生育技术的“助力”。

然而，高龄、ART操作不规范等原因导致的子代健康存在潜在隐患。

“就女性来说，20-30岁为生育旺盛期，随着年龄增长，卵子在卵巢内存积的时间越长，受体内代谢物质、氧化应激影响以及外环境污染的机会越多，不仅卵子数量在消耗，卵子质量更堪忧。”朱依敏教授说，比如以21三体综合征（染色体异常）为例，25岁女性畸形儿发生概率约1/1200，而在40岁约为1/30。

对男性而言，也并非“老当益壮”。一项权威报告显示，与子代出生时父亲的年龄为20-24岁比较，倘若其父亲≥45岁时生下孩子，其发生自闭症的风险将增加3.45倍，多动症的风险增加13.13倍患，患有双情感障碍可高达24.7倍，企图自杀风险是2.72倍，药物滥用的危险增加2.44倍。

朱依敏教授在进行调研时发现，在临床过程中，存在ART适应证扩大化、临床负性指标控制不力等现状，导致如多胎妊娠、卵巢过度刺激等问题，从而对子代健康质量产生影响。

当前，浙江省辅助生殖技术已走过24年，已有27家辅助生殖中心，1家精子库，2017年治疗总周期数约为5万余个，为1万多不孕不育家庭带去了天伦之乐。在辅助生育机构增加、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对ART的质量控制更为刻不容缓。

隐忧：

ART质量控制不力子代健康存风险

浙大妇院曾接诊过一位身怀八胞胎的产妇。产妇24岁，常年月经不调，婚后一直未有生育，到基层医院检查后医生确定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存在排卵障碍。于是，她到当地一家私人诊所进行药物促排卵，但由于用药不规范，产妇排卵过量，导致身怀八胎。

后来，产妇不得不到浙大妇院进行减胎手术，减至两胎。据浙大妇院统计显示，近10多年来，该院已为1000多例多胞胎产妇进行减胎，保留一到两胎。朱依敏教授说，多胞胎的产生与促排卵药物使用不当或一次移植多个胚胎有关，一旦怀上多胞胎，对产妇和子代来说都存在隐患。

“多胞胎子女智力发育可能滞后；婴儿体重过轻的比率高，难于成活和未来的哺育难度大；作为母体的孕妇，在营养缺供的情况下，可能造成胎盘前置、羊水过多、出血感染等。因此，母体和子体的危险和痛苦都远远超过正常怀孕妇女。”朱依敏教授说。

正因为如此，2003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一般妇女移植胚胎数为2个，最多不应超过3个，这有利于减少多胎的发生，保证母婴健康，有利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四十年来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不少专家学者对试管婴儿技术过程可能对出生孩子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研究结果。尽管如此，在生殖医学专家心里，对违背生理生育过程的ART，胚胎在体外的操作过程中可能收到周围环境的干扰。

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试管婴儿胚胎在培养过程中，培养液及塑料制的培养皿，可能存在“双苯酚”污染。其对试管婴儿的不利表现是，在胎儿成长发育过程中，会增加体重过胖、糖尿病、代谢功能紊乱、高血压等风险。

据介绍，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及1996年在浙大妇院出生的浙江省的首例试管婴儿。在多年来的随访观察中，医生发现孩子体型偏胖，在高中时体重约140斤重。“试管婴儿有着严格的适应证，一般男性患有少精、弱精、畸精症，女性双侧输卵管堵塞、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不明原因且人工授精3次以上不孕，才考虑做试管。”朱依敏教授说。

综合目前研究来看，辅助生殖技术中不规范的用药、生殖细胞体外操作及宫内不良环境对子代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神经-精神系统远期健康造成影响，而接受助孕技术治疗的患者其遗传学背景也可能是影响因素，因此，辅助生殖质量控制迫在眉睫。

策略：

推动辅助生殖质量控制

为规范我省人类辅助生殖医疗行为，推动我省辅助生殖质量控制，我省于2013年在浙大妇院成立浙江省人类辅助生殖质控中心。运行5年来，浙江省人类辅助生殖质控中心在规范我省人类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医疗质量管理、提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水平、推动浙江省辅助生殖质量控制相关工作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近日，由浙江省人类辅助生殖质量控制中心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主办的“第四届辅助生殖质量控制学术研讨会暨生殖安全与辅助生殖质量控制国家级继教班”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医院及生殖中心的“大牛”专家、一线人员汇集于此，共同探讨推进辅助生殖质量控制的“妙招”。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下，加强ART的质量控制管理，降低出生缺陷风险、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生殖医学领域和卫生行政管理的当务之急。

朱依敏教授认为，加强ART质量控制管理，首先要控制适应证，并确保夫妇在保障身体健康的条件下进行孕育，比如肥胖者可减肥后再进行生育；其次严格规范用药等操作，避免对卵子进行过度刺激；别忘了要控制生育年龄，最好在生育旺盛期进行受孕；当然，对体外受精的培养液、培养皿等材料要进行严格质控。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看来，当下，要不断完善ART质量控制体系和法律法规，以促进我国ART规范、有序、安全、高效运行和发展，保障ART出生子代的健康、提高人口素质。

“可以说，ART质量控制管理需要全社会的行动。”黄荷凤院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