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父母差点让他们倾家荡产！4000万不孕患者呼唤辅助生殖进医保

医院门前地上1000余张写着各种代孕的小卡片，清洁工扫走之后，不到10分钟又撒满了一地。

在这些排队的人群中，不时飘出贵州、重庆、湖南、安徽、广西、陕西等各地的口音，不同的腔调里有着一个共同的话题：想拥有自己的孩子，做一对平常父母。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我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进入“二孩”时代。可这一切都与生殖中心门口等待被叫号的不孕不育患者们无关。

中国人口协会曾发布一项调查数据，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在2013年已超过4000万，预计未来5年，国内不孕不育发病率会提升至18%，患者数量将超过7700万。2018年，正好是第5年。

早上7点半，已经在门口等了两小时的张琪（化名）有些疲惫，席地而坐。生殖中心的大门推开，她来不及拍下身上的尘土，瞬间腾起身，跟随着队伍迅速前移。

“都往里靠！”门口的保安一声吆喝，一边维持秩序，一边提醒排队的人群。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生殖中心一层大厅瞬间被人群塞满。对于队伍里的张琪而言，挂到一张生殖中心医生的专家号，就像抢到一张“让孩子回家”的春运车票。

五年前，张琪就开始努力备孕，但却始终没有盼来属于自己的孩子。平日里能吃能喝、看似身体健康的她，万万没想到会被一纸“不孕症”的诊断书拉入谷底。面对身边亲戚朋友的询问，她只能悻悻回答：工作忙，没时间。

多年来，她形成了一个习惯，总爱在包里放几颗糖果，每当身边有小孩经过，她总忍不住多看几眼，碰到邻居家的孩子，就分给他们一些。

“知道自己无法自然生育小孩儿，比自己得了癌症更难受”。张琪说，电视里常常能听到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做妈妈的心情都一样，不要命也要保护孩子，但对于张琪而言，连做这道选择题的机会，都不知道何时能得到，每当触到这一痛处，她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张琪，只是千千万万个不孕不育患者中的一个。近年来，中国不孕不育患者数量正呈现爆发式增长，据《中国辅助生殖产业市场运营规模现状与投资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1995年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仅占孕龄人口的3%；而2013年这一数据攀升到12.5%，到2016年已经达到15%。

2018年5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辅助生殖技术沟通会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8对夫妻中就有1对陷入生育困境，且不能生育的夫妻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成立之前，只是一个几十平米的试管婴儿室。成立之初，面积也不过2000平方米。到了2009年之后，随着求诊人数的激增，生殖中心从医院内的两层小楼搬到了院外，独占一栋3层7000多平方米的楼房。

即便如此，北医三院生殖中心的门前依然拥挤，求诊的人群有增无减。面对一个个簇拥而上的患者，挂号台的工作人员如同一个高分贝复读机，一遍遍地重复着“号已经排到两个月之后了，需要吗”？拿着一张两个月后前来就诊的挂号单，张琪不知道自己还需要等多久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与张琪一同在门外等候的朱丽（化名），听到挂号台传来的消息，直接绕到二层专家诊疗室，“我一直都是这位医生给看的，之前她还是主治医师，现在她升了副主任，号就更难挂了，等到这位医生今天的病人都看完了，我想进去问问，像我这样经常来的，能不能给加一个号”。朱丽说。

当“幸运”地占到在距离专家诊疗室最近的一张座椅时，她似乎觉得距离迎接自己的孩子又近了一步。

中午十二点半，朱丽等出来的最后这位患者王芳（化名），是哭着走出诊室的，已经45岁的她，怀里抱着塞满了厚厚诊疗单的书包，这是她多年来“求子”的希望。

检查排卵、取卵取精、体外受精、受精卵移植、补充激素、观察受精卵是否着床……每一步都必须严格操作，容不得半点差池，否则整个试管婴儿手术都会失败，只能从头开始。

这已经是王芳第二次尝试做试管婴儿。“挂号，超声检查，验血，好不容易一圈检查下来，结果查出了甲减，医生说会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让先回去调理。等调理了大半年，一切检查再重新来过，这一次，好不容易闯过甲减这一关，结果受精卵质量不高，还不符合移植条件”。王芳说。

目前治疗不孕不育方法有很多，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其中辅助生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手段。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自1978年首名试管婴儿降临人世，全球已有500万试管婴儿诞生。美国加州生殖医学中心（CCRH）2017年4月调查数据分析显示，目前71.4%的不孕不育患者想进行试管婴儿手术。

在中国，2001年，原卫生部审核批准的可以操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只有5个，2004年则增加为37个，2007年为102个，如今已有432个。以北医三院为例，2009年，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年门诊量约17万人次；到2016年生殖中心新鲜胚胎周期数突破1.7万，最多一天能用掉1200个注射器。

常规试管婴儿一个周期大约需3万元，一些反复失败的患者，随着周期数增加，重新进行体检、用药、手术，花费会更多。“每年少说也要三四万，多则数十万，这次来北京治疗，也是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平时去一次医院少则五千，动辄上万”。王芳说，尽管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但为了有个自己的孩子，只能硬扛。

王芳感到生气又自责，过了40岁家里人就急得不行，为了孩子不知吵了多少架，每次回家面对家里老人失望的眼神，都只能刻意地躲开，她不明白做妈妈本来是天生的权利，怎么到她这就变得如此困难。最担心的是，丈夫和自己以后年纪大了，生病都没有人知道，老了也无人照料。

相比而言，前来复查的刘华（化名）是幸运的。她经历了三次试管婴儿手术，终于怀上孩子。刘记者，不孕不育患者交流的微信群一建起来，立马就会满员，她好不容易加入了一个，一旦有人分享成功的消息，就感觉立马有了希望，像自己怀上了孩子一样。“即便是以后只能租房住，也是值得的”。刘华说。

有过和王芳相似的经历，刘华显得更加宝贝肚中的这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已经有些凸起的肚子，一直没有放开。

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不孕不育症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是21世纪人类三大疾病。不孕不育不会要人命，却会毁了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渴望，让更多家庭需要承受动辄数万的花费。

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孩子，是绝大多数不孕不育家庭共同的想法。这在医生门诊上屡见不鲜。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患者，很多人都放弃工作，专门到医院助孕，不成功觉得过年都无颜回家。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大、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国情下，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应该与时俱进。”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计划生育研究中心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燕再次上交了提案，建议将不孕不育的诊疗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

孙燕表示，不孕不育症的治疗费用极高，一个周期的治疗费用3万至4万左右，成功率仅50%，一半以上的患者夫妇需要进行两个以上周期的治疗，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难以承受。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规定：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仅包括基本费用，是指疾病发生的费用。由于不孕不育主要不会给人带来肉体上的痛苦，不孕不育的相关诊治费用一直未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也明确，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包括：各种不育（孕）。

但在欧洲，除白俄罗斯、爱尔兰和瑞士外，大部分国家都为公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中，丹麦、法国、匈牙利、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全额负担不孕不育治疗费用。美国则有15个州的保险政策覆盖不孕不育治疗；中国台湾地区，也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纳入社保范围。

日本对于人工辅助生殖治疗补贴系统的资助对象则有一套详细的规定：对于年龄小于43岁，总收入少于7300000日元的已婚夫妻，经医生确诊不能生育或其他治疗方案怀孕几率微小的人群，2016年以前一个治疗周期最多资助150000日元，一年最多做三个治疗周期。2016年以后，日本不再限制年限和次数，最多可以接受六次人工辅助生殖治疗资助。对于40~43岁之间的女性，最多资助三次。

海南省人大代表王华曾做过一个调查：不孕不育夫妻，有57.7%在3年内感情会破裂，有39.6%在5年内会离婚。中国自古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没有孩子的夫妻，婚姻风雨飘摇。主要表现为：夫妻感情不合、相互埋怨猜忌；婆媳关系恶化，口角不断；夫妻双方面临各种社会压力，处境极为艰难。因此，许多原本恩爱的夫妻，由于不堪各种压力，最后不得不劳燕分飞。

王华在一份“关于将不孕不育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范畴的建议”提案中指出，很多女性不孕往往是因为某些早期妇科疾病导致，不及时治疗会破坏女性的身体健康。很多男人不能正确理解男性不育，一旦患病就觉得自己不“男人”而产生自卑心理，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心理压力大，容易导致家庭暴力等。

多名代表委员提出，综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医保基金结余、广大不孕不育人群的诊治需要，组织专家认可，将不孕不育诊治项目分期分批纳入医保。

北京大学医学部妇科内分泌专业医学博士张迎春给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可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卫计部门与民政系统联合设计相应保障条例。

如对不孕夫妇的总收入设定：低于地区平均收入者优先；对每个治疗周期最多资助金额设定：使用国产促卵药物和取卵、移植耗材、总费用低者优先；治疗周期和年限设定：每对不孕夫妇接受资助的第一年最多做3个治疗周期，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最多可以做2个治疗周期，最多资助3次。女性年龄大于42岁或确诊为“卵巢功能减退”的“失独”家庭优先资助。

一支小小的“试管”，牵动着张琪、王芳、朱丽、刘华……以及4000万不孕不育患者家庭的心，是他们紧紧攒在手里不愿放弃的希望。

大牌专家问诊、贴心健康提醒，客户端。移步AppStore和各大安卓市场下载，蓝色图标才是官方出品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