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行业拐点真的来了吗？

各省陆续公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山西、湖北、上海、江苏以及东北三省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2021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比2020年下降1.11个千分点，正式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

伴随而来的却是，不孕不育问题高发。

因为长期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高龄妇女不孕症一直被忽视：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高龄产妇（一般定义为35岁及以上怀孕女性）在三级医院的生育比例从2015年的12.54%增加到2017年的17.43%。

差不多每5、6对夫妇就有一对夫妇不育，辅助生殖技术被认为是治疗不孕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然而高昂的费用让部分家庭望而却步。

转机似乎已经来临。

2022年2月，北京市宣布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遗憾的是，因为种种考虑，北京本计划在3月26日落地的政策暂缓执行。

到5月中下旬，浙江、江苏、湖南、四川、安徽多地也释放出信号，已经在研究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事项。

充满变数的辅助生殖行业究竟会如何发展？拐点真的到来了吗？

2022年6月17日，VB100、动脉网与健识局联合主办的“辅助生殖创新发展论坛”成功举办。论坛邀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迈瑞医疗、锦欣生殖等众多企事业机构专家，从政策、产业等多个维度，共同探讨辅助生殖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给出行业前瞻性思考。

李月东｜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

展望未来，就要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如今，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已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准，这离不开几代人坚定的努力。作为筹备组建中国第一批辅助生殖专科的亲历者，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李月东在论坛上讲述了辅助生殖专科最初建立的故事，也提及对当下辅助生殖技术的思考。

本世纪初，多地坚定发展辅助生殖学科，坚持改善试验操作环境，保证了刚刚发展的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各地医院生殖中心才有了长足进步的基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生娃的希望。

在李月东看来，这个技术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牵涉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医疗机构的参与要保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在此基础上的合理收费以及适度报销费用，辅助生殖行业才能健康良性地发展。

孙滔｜健识局副主编

在北京宣布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后，健识局从政策分析入手，调研了全国各地医保、卫健部门，走访几十位业内大咖，获得大量一手信息。在《柳叶刀》、《生殖医学杂志》等国内外权威期刊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历时超过100天，撰写了《中国辅助生殖政策分析2022》报告。➡️（后台回复「辅助生殖」获取报告PDF全文）

健识局副主编孙滔提出，不孕不育患者当中，只有15%左右的患者需要辅助生殖，如果辅助生殖纳入医保，那么剩下85%的患者的治疗是否也需要纳入医保？这就引发了辅助生殖是否属于基本保障的争议，这也是多位受访专家的顾虑所在。

至于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是否能解决人口危机，多个省份专家的看法是：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对提高生育率并无显著影响，而医保基金池的压力比较大，辅助生殖纳入医保不能操之过急。

另外，各地监管部门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相对谨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营医疗机构的扩张。不可否认的是，民营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与公立医疗机构完全可以实现互补，辅助生殖技术在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空间，高端市场的需求必不可少。

刘嘉茵｜原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

在原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刘嘉茵主任看来，人口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当务之急是让趋势放慢，想办法提高生育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育龄女性减少了5749万人，而从育龄女性的结构上看，仍以高龄妇女为主。在2030年前，20岁到34岁之间的最好生育年龄女性也将下降得非常明显。

高龄妇女怀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孕不育症的发病率已经上升到15%-18%了，这个比例非常高。而选择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年龄中位数也居高不下，在刘嘉茵就职的辅助生殖中心，要二胎的女性有一半处在高龄阶段。这给新生儿出生带来不小的挑战，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

刘嘉茵表示：未来还要通过不孕不育诊疗的普惠性、子代的遗传学筛查检测、卵子库的建设等，配合人口政策，解决中国人口高质量健康发展问题。

刘嘉茵同时表示，期望辅助生殖技术的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技术进一步发展，让广大育龄夫妇生得出、保得住、生得好。

匡延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主任

国家接连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但效果不太明显。生孩子的意愿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人口数量。育龄女性规模在大幅下降，即使有了二孩、三孩政策，但带来的出生人口增长并不足以抵消一孩的生育率下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主任匡延平表示：在低生育率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让有生育意愿却不孕不育的人群能生孩子，就需要用到辅助生殖等技术。

为了让辅助生殖真正帮助到解决人口问题，匡延平认为要解决三大问题：费用保障、方便可及，同时减少限制。

匡延平对比了多个国家的政策，认为日本的相关政策参考价值相对更大。日本并没有采用医保报销的方式，而是采取补贴，最多资助6次辅助生殖治疗，年龄越大，补贴次数越少。

在日本，每个移植周期提供约1万元的补贴，这种方式与北京原计划的辅助生殖单个周期的报销费用接近，同时避免了国内因报销限制导致的可能无法及时治疗问题。

章汉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住房、教育、医疗成本高，养老负担重等等，都限制了生育意愿。

归根到底，要减轻生育成本，国家出台的相应支持政策仍然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很多家庭都卡在第一步，辅助生殖费用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而且花了钱也未必一定成功。

章汉旺认为，要想实现试管婴儿的平民化，需要同时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降低药品试剂的价格，其次是提高医保报销上限，更重要的是出台实惠的生育激励政策，降低治疗和育儿成本。

另外，章汉旺也希望医疗机构能够回归本质，不以牟利为目的，同时引入社会组织，对困难家庭开展救助工作。在他的估算下，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试管婴儿费用将降低75%。真正实现平民化，才能更好促进新生人口的增加。

樊筱瑜｜蛋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不孕不育率持续攀升、平均生育年龄持续上升，作为“想生不能生”家庭最后的保障，辅助生殖一直备受瞩目并被予以厚望。2021年是辅助生殖被政策“宠爱”的一年，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更是一次次将辅助生殖推到聚光灯下，行业热度持续上涨。

为了厘清这一系列政策将给辅助生殖上、中、下游产业链分别带来怎样的影响，蛋壳研究院通过对政策的深入理解，对行业数据的多维度剖析，撰写了本次报告，并得出以下结论:

三孩政策以更强、更全面的支持力度，将再度扩大辅助生殖市场。相较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的支持力度之大，支持范围之广历史上也难见一二。我们测算，政策红利将构筑近8000亿辅助生殖市场。

在技术和支付相关政策支持下，红利将优先在下游辅助生殖机构显现。政策支持下，实施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辅助生殖机构数加速增长、国产辅助生殖用医疗器械不断完善和全面化、辅助生殖支付门槛逐步降低、市场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下游辅助生殖机构将迎来更多的周期数并最终取得更高的成功率和活产率。

在政策支持下，更具价值商保险种的推出将反哺整个辅助生殖市场良性发展，商保的地位在政策和市场推动下逐年上升。随着辅助生殖市场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商保将推出更具价值的辅助生殖类险种，以逐步显现市场调节作用，最终反哺整个辅助生殖市场，推动市场加速良性发展

段涛｜锦欣生殖CSO

辅助生殖行业存在赢家通吃的特点，患者认品牌、认专家、认机构。尽管公立医疗机构有着天然的信任背书，但不可否认的是，辅助生殖领域，民营医疗机构可以从服务、技术等方面成为公立医疗机构的有力补充。

非公立医疗机构如中信湘雅、山大生殖、爱维艾夫等辅助生殖的领跑者，其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是很难复制，毕竟他们很早拿到牌照，并享受到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红利，再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有今天的发展。

在锦欣生殖CSO段涛看来，今天的民营机构要想更好的发展，必须满足“***认可、同行尊重、患者信任”这3个条件。

段涛认为，民营机构需要做好基础服务，保证结果交付，稳住现有的基本盘用户，同时实现差异化和聚焦。公立医院做不到、不愿意做、做不好的事情，那就由民营医院来做。这些机构可以选择发展辅助生殖的亚专科，如生殖内分泌、肥胖、代谢综合征等治疗领域。

段涛认为，民营机构更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能力，不能像公立医疗机构那样全面铺开，集中在一个点上搞突破才有可能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赢得用户和同行的尊重及认可。

袁峰明｜迈瑞医疗中国区妇幼超声营销经理

守护生殖健康，保护生育力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超声以其安全，可重复性高等优势，在诊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准父母的“定心丸”。迈瑞医疗，正是妇幼超声领域的深耕者。

肖慧茹｜迈瑞医疗全球超声影像产品临床学术部学术经理

迈瑞医疗全球超声影像产品临床学术部经理肖慧茹也表示，迈瑞医疗一直在不断创新，发展自动化临床应用技术，为生殖医学增添了新的“翅膀”，精准评估，高效诊疗，更利于临床普及，成为迈瑞超声推进精准医疗发展的里程碑。

何方方｜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创始人，何方方生殖医学工作室创始人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逐年提高，患者也面临何处就医的选择。

公立机构和民营机构各有优劣。一方面，公立医疗机构虽然深得患者信任，但是医疗环境差，就诊人数多，通常需要排队，容易给患者造成心理负担，服务态度也差强人意。

另一方面，民营医疗机构天然缺乏公立医疗机构的信任背书，盈利为目的的治疗常常让患者感到担忧。但民营医疗机构的好处是环境好，服务好，患者的身心较为舒适。

是否存在两者兼顾的第三条道路呢？何方方从协和医院退休后，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与多家三甲医疗机构合作，既可以让患者有对公立医院的信任，同时又给患者个性化服务。

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推广呢？在何方方看来，虽然陆续得到了患者的支持和欢迎，但对于发展模式，自己仍在探索，是否可以复制，并不能即刻下结论。

何方方对这个模式有比较清晰的定位：与公立医院不是竞争关系，是做公立医院没时间细做的互补关系，也不用打价格战，服务有需要的特定人群，向患者提供专业治疗，让就诊更加便利，做好对患者全方位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