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造娃”有多难：人均花费超20万，一个牌照值千金

2017年5月28日，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全球辅助生殖及基因检测中心展台。（视觉中国/图）

中午12点，工人还在加班加点搬运建材，货梯旁墙上画着三个精子，“引领辅助生殖医学的发展，让不孕不育成为历史”的标语格外引人注目。

再过几天，广州女娲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女娲）就会搬到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这家成立于2021年6月、注册资本2070万元的公司，是一家试管婴儿技术服务商，在2021年8月、10月连续完成天使轮、天使轮+融资。

随着三孩政策落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甚至发放生育补贴，要小孩成了头等大事。

不过，有个群体不容忽视。2021年5月,医学期刊《柳叶刀》在线发表的《柳叶刀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特邀重大报告》（以下简称《柳叶刀报告》）显示，2007-202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

对不孕不育患者而言，辅助生殖成了最大的希望——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包括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公开报道显示，2020年以来至少有15家辅助生殖公司先后获得融资或被收购，涵盖辅助生殖上下游产业，最大一笔融资超亿元。

全国多地202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2021-2025年）》也印证了这点：目前辅助生殖服务无法充分满足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36家。

辅助生殖这一鲜少被提及的细分赛道正悄悄爆发。

“我们融资非常快，从接洽到资金到账就用了一两个月。”广州女娲CEO吴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广州女娲的两轮投资由觉资资本和金晟资本领投。连续获得3350万元融资后，广州女娲估值已达3.1亿元，融资主要用于知识产权专利转让和实验室、医学检验所的建设。

融资背后是我国辅助生殖市场的巨大缺口。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2020年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仅7.9%，远低于美国的31.2%。预计2023年，我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达504亿元，2021-2023年复合增速约16%。

2021年多省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2021-2025年）》均规划新增辅助生殖机构，例如安徽、陕西各10所，山西4所。同时，河北、山西等省提出“建立退出机制”，保障辅助生殖服务机构稳妥有序发展。

目前，公立医院试管婴儿一个周期的价格为3万-4万元，私立医院根据服务差异在4万-9万元不等。“国内市场，试管婴儿的平均周期为2.5次每人才能成功，总体花费超过20万元，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还是很难负担的。”广州女娲首席运营官(COO)瞿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周期是试管婴儿的计算单位，取一次卵称为一个周期。试管婴儿包含四个阶段：前期检查阶段，促排卵阶段，取卵、取精阶段，以及体外受精与培养、胚胎移植和移植后处理。

2021年4月获得超5000万人民币A轮融资的DHC医疗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非疫情期间，一年可完成800个周期。其官网显示，单周期医疗套餐价格为49万泰铢（约9.3万人民币）。价格98万泰铢（约18.7万人民币）的三次周期医疗套餐疫情前月订单量3-5单，以大龄群体居多。

辅助生殖上市公司锦欣生殖2021年中期报告显示，毛利率由2020年同期35.5%增加至2021年上半年42.3%，另一家上市公司贝康医疗的毛利率则为44.2%。

医药战略营销专家史立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将辅助生殖相关的医疗器械、试剂等的生产纳入，市场规模会是千亿级的。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人大代表建议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的建议，2021年8月23日，国家医保局回复中表示：在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不过，试管婴儿并非“万能的退路”。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

南开大学附属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方祺曾遇到一对就诊夫妻，结婚时说好要丁克，后来男方又想要生育小孩，但女方早已错过合适的生育年龄。方祺所在医院的试管婴儿周期女性患者平均年龄已达到33岁左右，生育二胎人数的占比也在增多。

《柳叶刀报告》显示，自1990年至2017年，我国孕龄妇女平均初孕年龄从23.4岁延长到26.8岁，推迟3岁多，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3-30岁。

方祺建议，做试管婴儿女方年龄最好不超过38岁。基于临床大数据的结果，相当一部分女性的卵巢功能在35岁以后会有较明显的下降，4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为陡峭。

试管婴儿技术已有三代。第一代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相当于“自由恋爱”，让精子和卵子自由结合，在体外形成胚胎以后，再植入子宫。第二代为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用显微操作技术将单个精子人为地注射到卵子内，使卵子被动受精。第三代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则更多基于基因芯片等技术，针对染色体数量结构异常、单基因遗传病等。

“患者通常会陷入误区，认为第三代最先进，要求做第三代，但事实并非这样。”广东省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谭颖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代数的不同只是为了区分不同的技术，不同技术对应不同的适应症，不存在三代优于一、二代的问题。”

谭颖指出，国内试管婴儿单个周期成功率50%-60%，3个周期累积成功率大于80%。另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统计显示，综合而言，在第一个周期生育的女性约为33%，第八个周期时上升到54%-77%。但对于40-44岁的高龄女性，第一个周期成功概率仅有11%。

许多患者还希望生育多胞胎，但临床中为了患者的安全，需极力降低多胎率。谭颖解释，多胎妊娠的母婴风险相比单胎妊娠高，怀孕过程中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心肺功能异常、产后出血等并发症均明显升高，最终多胎存活率比单胎低很多。

商业保险公司已从中嗅到商机。2021年11月，广东省生殖医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联合推出保险产品“助孕宝”，若试管婴儿连续三次遭遇手术失败，便可获得最高53888元的赔偿。

“从技术角度而言，常规试管婴儿技术目前的进展有限。”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郁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试管婴儿是辅助生殖技术的最后一步。郁琦介绍，患者就医先筛查精液、卵母细胞、盆腔环境特别是输卵管这三个大的方面，如发现异常，可采取药物或人工授精等手段，最后才会需要进行试管婴儿。

郁琦经常见到几个月没有怀孕便四处求医的夫妻，其实根据定义，“不孕症”指的是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的情况。“许多患者其实仍有机会自然受孕。”

成熟的技术包括人员和设备需要大额投资。

在促排卵阶段，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选择个性化方案，国内不同生殖中心的方案都会存在一些差别。在二代试管婴儿技术中需要运用到的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胚胎实验室的医生在显微操作下挑选精子后注射到卵子中去，对操作医生的手法、经验及胚胎实验室的环境要求极高。

精子、卵子和结合形成后的胚胎对体外环境要求也较高，对光线、环境气体、噪音等都很敏感。“实验室的管理是否严格对试管婴儿成功率的影响很大。”方祺说。

一位医疗领域投资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选择被投企业最看重的便是“技术护城河”。广州女娲投资方觉资投资也表示，看重公司的技术创新与优秀的创始人团队。

广州女娲虽然于2021年6月成立，但其核心技术——胚胎植入前甲基化筛查技术（PIMS）研发已长达七年。北大乔杰院士和于洋教授、广医三院副院长范勇及刘江研究员共同研发了PIMS。

“刘江教授希望将这项全球领先的技术商业化，广州女娲按照知识产权转让的合规流程买断了PIMS的知识产权。”吴丝透露，这项技术已获得中国、欧盟、日本等国专利，美国专利尚在申请中。

2018年11月17日，河北石家庄妇产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内，护士正在细心地照料早到的“天使”。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和早产儿救治水平的提高，超早产儿救治成功的数量显著增多。中新社记者翟羽佳|摄

搞定了技术，拿到牌照更关键。

试管婴儿是一个受到管控的技术，郁琦指出，“不是随便一个人投资建医院就可以做的，需要持牌上岗。”

根据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成立一家生殖中心需要相应的人员、技术、设备、伦理委员会，并符合《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制定的要求。对申请开展试管婴儿技术及其衍生技术的医疗机构，需由省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再由国家卫健委审批后才可发给批准证书，并且该证书还需每两年校验一次。

牌照的发放数量严格受到管控。各省卫生行政部门在每个五年规划期间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确定新增辅助生殖机构数量，并对各省辅助生殖机构总量进行控制。

国内排名前十的辅助生殖医院中仅有两家是民营医院，在持牌的536家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中，绝大多数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想获得牌照并不容易。2019年锦欣生殖招股书显示，其在2017年1月收购深圳中山医院而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以牌照使用年限32.4年计算，2018年价值为4亿元。

为突破牌照限制，不乏有公司另辟蹊径。包括DHC医疗在内的一些公司开展国内外一体化的诊疗服务，将生殖医院建设在国外，在国内设立备孕诊所、城市代表处，从而避开牌照制约。一些公司则聚焦于辅助生殖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例如广州女娲通过设立医学检验所、开发检验试剂盒的方式为开展辅助生殖的机构提供服务。广州女娲COO瞿奔亦表示，暂时没有自行开设辅助生殖机构的计划。

不同于中国的牌照管理制度，在美国提供辅助生殖服务需在门诊手术、胚胎处理、实验室操作等各个环节，由不同机构发放许可证并进行监管。

正因技术的高要求以及牌照的严格管理，带来较高行业壁垒，“即使市场规模不具有爆发式增长机会，但仍具有较为稳定的长期成长空间。”华创证券分析师高岳在研报中表示。

与资本趋之若鹜相矛盾的是，据开源证券测算，国内80%辅助生殖中心业务不饱和。特别是一些公立医院的就诊患者并未出现井喷式增长。

方祺从业8年，他印象中科室就诊患者一直在逐年攀升，但这两年做试管婴儿的患者没有明显增长。广东省生殖医院也是同样情况。谭颖回忆，2016年二孩政策之后出现了一波小高潮，但在2021年三孩政策后，目前“感觉不出太大变化”。

郁琦则认为，多数不孕症患者在采取药物治疗、人工授精等手段后便可受孕，“最终需要做试管婴儿的也只有20%左右”。

此外，辅助生殖机构设置的错位也导致就诊患者数量不均。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18年，中国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达108.2万。但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百万人口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是全国均值的2-5倍，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治疗数量较低。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1月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每230万-300万人规划设立一家辅助生殖中心，其中，15个省份存在配置缺口。四川缺口最多，达到15家。一线城市则存在超配情况，广东超配达到18家，北京、上海皆超配11家。

超配区域同样存在分配不均情况。广东省生殖医院患者主要来自粤东西北地区，广州、深圳的患者相对较少。广东省56家辅助生殖机构中广州、深圳分别为18家和8家，而阳江、云浮、河源、汕尾四地无一家辅助生殖机构。

社会资本高度介入之下，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比如，不少患者因为有性别选择的需求，选择去泰国、美国等地进行试管婴儿，还有一部分患者在国内多次试管婴儿失败而病急乱投医。

“能包成功吗？”这是方祺接诊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在一些民营医院，声称包生育，甚至杜撰出四代、五代、六代试管婴儿技术，暗中向患者传达。有时会直接推荐患者进行试管婴儿，不进行前期的诊疗。

一名患者告诉方祺，某民营医院跟她承诺可以花钱“包成功”。“我问她，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在那里做，她说那边大夫做了一系列检查后用各种理由把她推了出来。”方祺发现，这是一种营销策略，一些民营医院会看人下菜碟，所谓试管婴儿“包成功”方案只针对经他们评估后卵巢功能较好、预期妊娠率较高的人群。公立三甲医院的生殖中心并不会以“包成功”的噱头来吸引患者。

未来，辅助生殖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社会资本深度渗透的行业？多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有这个趋势。不过，辅助生殖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慎之又慎”。

“和其他临床专业治疗过程中遵循的降级原则一样，我们的原则是能自然生育就不做辅助生殖，能做简单的人工授精就不会让患者去做试管婴儿，患者能做一代试管就不会给他们做二代试管，尽量减少非必要的人工干预。”方祺有些担忧，在资本深度介入后，会不会出现滥用辅助生殖技术，甚至通过基因编辑筛选去满足父母对孩子长相、身高等一系列“美好的愿望”。

南方周末记者宋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