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进医保 北京先行
辅助生殖进医保北京先行
“我以为可以给他们很多帮助，结果发现，有时候光有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真金白银。”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医生惠燕在接诊一对山区贫困夫妇后感慨。
去年，惠燕在一家县医院出门诊时遇到了王婷（化名）。32岁的王婷备孕7年未果，其间，她在广东打工，没少吃药、做检查。
惠燕查看检查报告，发现王婷去的大多是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并没有接受科学治疗。经诊断，王婷患有卵巢功能不全综合征，卵巢早衰严重。惠燕觉得，患者想要孩子，就不能再耽误了。
每次来门诊，王婷都说为钱发愁。为了治疗，她和丈夫都不打工了，没有收入，看病的钱是在“吃老本”，眼看就要花光积蓄。因为王婷身体条件不满足做试管婴儿的要求，“成功率不高”，惠燕坚持让她再调整一段时间。2021年年底，王婷最后一次来看病，说要去广东打工。惠燕建议，带着调节免疫指标的药去，但王婷没有遵医嘱。
“这个药一个月四五百元，她只需服3个月，药费其实并不高。”惠燕说，“但前期的治疗费用超出了她的预期和承受能力。”
孩子得先健康地出生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副院长孙燕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的年轻夫妻，做了近10次试管婴儿，仍未成功，高昂的费用是他们不得不放弃治疗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例子在孙燕门诊中并不罕见。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10月发布的数据，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为7%-10%，这些夫妇如果想要生孩子的话，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国家放开“三孩”后，将会有更多高龄产妇加入生育队列，需要辅助生殖技术的人会增多。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年轻人社会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婚育年龄逐渐推迟，孙燕表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今后不孕不育的人数会继续增加。
辅助生殖技术中的试管婴儿技术费用较高。孙燕介绍，“如果做了近10次试管还没成功的话，花费可能已经达到三四十万元。”做辅助生殖周期较长，需要频繁去医院，有的夫妇甚至会辞去工作专门治病，导致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202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7.52‰，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低。今年两会期间，众多代表委员为“生得起、养不起”的青年出谋划策，包括发钱补贴、房贷减税等。作为见过太多患者想生孩子而不得的医生，孙燕觉得这些建议少了个前提：孩子得先健康地出生，后续的政策才有落脚点。
孙燕说，一半以上做试管婴儿的患者需要两次以上的治疗，花费10万元左右，广西的普通家庭难以承受。
接诊过各个阶层患者的惠燕说：“支出5万-10万元医疗费用，对一些家庭来说负担很沉重，对另一些家庭可能直接导致贫困。”惠燕觉得，医保应该为这类家庭提供支持，30%-40%的报销比例就会显著减轻他们的压力。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23家，每年人类辅助生殖各项技术类别总周期数超过100万。但在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其中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百万人口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治疗期数较低。
此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对566例不孕不育患者研究后发现，农村患者的心理压力得分高于城市患者。主要是因为，这些患者还有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且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对不孕不育症相关知识认识不足，面对昂贵的治疗费用承受力也较差。
政策开始破冰
2018年是孙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年，她提交了一份关于将不孕不育的诊治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的建议。2018年7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两个月后，回复了孙燕的这份建议。
回复中指出，不将“各种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列入医保范围内的原因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有限，还没有能力把临床使用的所有医疗服务项目囊括下来，因此那些非治疗必需、过于昂贵的医疗项目不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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